爬坡岁月 第88章 银行律师

王加根首次代理的两起被告官司胜诉了，而且赢得酣畅淋漓！

在大同市矿区人民法院，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庭审和辩论，法官最终认可了王加根的代理意见。单位内部规定不能对抗国家法律，认为A银行大同市中心支行营业部在票据纠纷中存在过错，应负主要责任，判令其赔偿原告的实际经济损失，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从山西大同凯旋，王加根又迅速转入国库券兑付纠纷案件。看过法院送来的起诉状副本他才发现，原告聘请的诉讼代理人竟然是汤正源！也就是说，他要和汤老师对簿公堂了。

汤正源是孝天市鼎鼎有名的律师，在政法系统熟人多，人脉资源丰富。王加根显然处于劣势。不过，他似乎一点儿也不犯怵，内心深处并不服汤正源，一直觉得“汤大律师”徒有虚名，在法律方面的造诣并不深。他一直想与汤正源过过招，真刀真枪地碰一碰。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他当然不会轻易放过，更不会束手就擒。

原告起诉人民银行孝天市支行和A银行孝天市支行，主要是为了兑付凭证式国库券。如果能够弄清楚诉状提到的那些国库券的底账在什么地方，事情就能够迎刃而解，甚至连官司都没有打的必要。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之后，经营性业务都移交给了A银行。想到这一点，王加根没有急着写答辩状，而是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寻找国库券底账的下落上。他先到A银行孝天市支行相关业务部门了解情况，接着又前往孝天城区的A银行各营业机构。虽然他是A银行员工，又有律师的名号，别人还是不买他的账。有的推说工作太忙没时间，有的嫌麻烦不愿劳神，三两句话就怼得他白眼翻。他不生气，也不放弃。工作人员不配合他就去找领导，领导不乐意他就嘻皮笑脸地求情，一个网点一个网点地磨嘴皮。功夫不负有心人。忙到第四天下午，他终于在A银行解放街办事处找到了国库券的底账。

他的喜悦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市三建公司来你们这儿查询过么？有没有向你们提出兑付国库券的要求？”王加根问解放街办事处主任和营业人员。

“没有！从来就没有来过。”大家异口同声。

掌握了这些信息，他就有了打赢这场官司的底气。回家之后，他一鼓作气写好答辩状。到了开庭的日子，又信心满满地走进卧龙法庭。

待汤正源慷慨激昂地念完起诉状，进入答辩环节，王加根就开始唱独角戏。他答辩的内容，都是之前没有透露的，让审判人员听得耳目一新。书记员忙不迭地奋笔疾书，时不时还要求他重复。

既然国库券的底账找到了，兑付也就不存在问题。这场官司打下去就没什么意义。接下来辩论的焦点，变成了诉讼费该由哪个出。审判长提议，诉讼费由原告和被告各承担一半儿。

王加根当然不同意。他义正辞严地指出，原告在没有弄清楚国库券兑付的地方、又没有到A银行营业网点咨询，就稀里糊涂地把A银行起诉了。这对A银行的信誉造成了不良影响，A银行不追究原告的责任已经算是客气的了。商业银行兑付国库券，属于代理国库业务。只要A银行没有无理拒付，其他原因引起的兑付纠纷，责任应该由被代理人——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承担。

“在这起案件中，A银行可以说没有任何过错，为什么要出诉讼费？”王加根咄咄逼人的反问。

审判长望着他，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因为拿不出要求A银行承担诉讼费的理由，他只好当庭宣布，原告的国库券由A银行负责兑付，诉讼费由原告和人行孝天市支行各承担一半儿。

“那我们可以走了吗？”王加根站起身问。

“行。你们先走吧！”

王加根于是和前来旁听的A银行同事一起走出了法庭。大家满面春风，洋洋得意，都翘起大拇指，对王律师的精彩表现赞不绝口。

“真没想到，平日看起来温文尔雅的王加根，在法庭上那么厉害！”

“原告请的那个律师，坐在那儿像个苕一样。小王答辩之后，他连屁都没放一个。原告真是冤枉，律师费算是白花了。”

“那个律师就是大名鼎鼎的汤正源，市第一律师事务所主任，听说他还是市政府聘请的常年法律顾问。”

……

王加根沉默不语，没有参与评论。官司的输赢，与律师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还是看当事人占不占理。法官判案毕竟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几天之后，汤正源突然出现在孝天市法院驻A银行经济审判室。王加根以为国库券案子又有什么变故，交谈之后才知道，汤正源来这里跟官司没有关系，而是有事专门来找他的。

汤正源说，市司法局准备在花园镇成立一家律师事务所。人员除了从市司法局机关和孝天城的两家律师事务所抽调以外，还准备在花园镇本地招几个人。

“我来征求一下你的意见，看你愿不愿意回花园镇当律师。”

要是半年前，王加根会毫不犹豫地答应，而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在他的心目中，律师行业的光环暗淡了。孝天城的几家律师事务所都不怎么景气，在花园镇开办律师事务所能有什么前途？更何况，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他好不容易从花园镇挤进了孝天城，当然不愿意重返花园镇。因此，他婉言谢绝了汤正源的好意。

“可以理解。”汤正源意味深长地点点头，闷闷不乐地离开了。

这事过去没几天，王加根又接到支行人事股吴股长的电话，说是地区中心支行人事科长刘晓峰要见他。

刘晓峰他是认识的，在支行办公室上班的时候，接待过好几次。当然，别人每次来都是找行领导，他只是站在旁边服务。见面的次数不少，但没有交过言，也不知别人对他有没有印象。现在突然点名道姓地要见他，会是什么事情呢？

王加根心里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通常情况下，像刘晓峰这个级别的干部，根本不会拿正眼看普通员工。更何况，刘晓峰在中支，他在支行，没什么交集呀。唉，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见见再说吧！

放下电话，他赶紧下楼，骑上自行车前往钱庄大酒店。在十三楼的中支人事科见到刘晓峰时，气喘吁吁地作了一番自我介绍。

刘晓峰表现得比较热情，还特意多看了他一眼，然后从桌上拿起钢笔和黑封皮笔记本，说：“走吧！何行长想见你。”

何行长？地区中心支行的一把手何继安？王加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呼吸更加急促，心跳明显加快。跟在刘晓峰的后面，他告诫自己要镇定，努力平复激动的心情。

到了何继安行长办公室门口，刘晓峰停下脚步，先静静地听了听，确认里面没有声音，才抬起右手，小心翼翼地敲了两下门。

“请进！”

刘晓峰拧下门把手，推开门，把王加根介绍给领导后，又从屋子里退了出来，同时把门带上。

办公室里只有何继安和王加根两个人。

和刘晓峰一样，何继安的目光在王加根身上停了几秒钟，这才招呼他在沙发上坐。

“听说你以前是老师，书教得好好的，怎么会突然想到学法律？还去参加了律师资格考试？”何继安笑眯眯地望着他问。

这话几年前汤正源也问过，王加根当时是用“那您呢”这样的反问来回应，因为汤正源也是从教师改行的。如今面对何继安，他当然不能照葫芦画瓢。人家何继安没有当过教师，眼下也不是律师。再说，用那种方式回答熟人可以，回答生人——尤其是反问领导，就显得不够礼貌。王加根稳定了一下情绪，诚恳地道出了自学法律的真实意图和动机，丝毫也不掩饰“人往高处走”的想法。

何继安听完，笑着点点头，没有作任何评论，鼓励王加根继续勤奋学习，努力工作，然后主动结束谈话，站起身握手道别。

走出行长室，王加根到人事科与刘晓峰打了声招呼，就离开了。骑车返回经济审判室的路上，他敏感地意识到，何继安行长可能有用他的意思。如果调他到到地区中心支行，市支行会不会开绿灯？洪远平会不会觉得他不够意思？一切任其自然吧！能到地区中支最好，留在市支行也没关系。反正都是在孝天城，都在A银行系统，无所谓！人走火的时候，真不知道哪快云彩有雨，好事都会往你身上砸。想到这儿，他有一种要飞起来的感觉，踩车的速度不自觉地快了起来。

接下来的几天，王加根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他写了好几份起诉状，交给郑庭长。大家又开始送法律文书、寻找被告人、参与案件审理。前期审结的案子里，执行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收回了十几万元现金，还有一些抵债的物资或商品。比方，武警服装厂的警服，车站印刷厂的白纸，木材加工厂的机器设备，肖港农机站的房产和地皮……

收回来的现金或物资入账后，兑现手续也比较麻烦，还要接受银行的内部稽核。王加根为此往支行跑了好多趟，填表格，补资料，应付各种各样的刁难。所有的材料补齐后，稽核股长又说，年终事情比较多，特别忙，让他耐心等待。可经济审判室这边儿，郑庭长又催得紧，希望尽快把百分之十的费用拿到手。除了打官司，跑兑现，他还与郑庭长沟通，希望修改银行与法院签订的合作协议。必须完善经济审判室的内部管理制度，明确工作职责，建立考勤和财务管理制度，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他还主动提出，这些东西由他起草。内心里，他希望在离开经济审判室之前，把各方面的关系理顺。

岁末年初，是组织人事调整的窗口期。每年的这个时候，只要是有点儿职务的人，都会变得特别敏感。他们如雷达一样捕捉着来自方方面面的信息，关心自己的命运，关注别人特别是熟人的升降浮沉、仕途走向。而这个时候各种小道消息也特别多。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根本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社会上都在传说洪远平要调到A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也有的说他有可能担任孝天市副市长。王加根听到这些消息，心里有点儿发慌。虽然他没什么职务，不存在提拔、升降或者交流之类的变动，但他的正式调动手续毕竟还没办，还没有在A银行系统站稳脚跟。再加上，他是洪远平招聘进银行的，如果新来的支行一把手不认旧账，事情就会变得比较麻烦。因此，他不希望那些传言是真的。或者说，他希望洪远平能够尽快把他的调动手续给办了。但是，洪远平每次召见他，只谈工作，从不提及他调动的事情。他又不敢主动问，天天过得如履薄冰。直到新年召开第一次全行干部职工大会，才证明那些传言是假的。在会上，上级行领导来宣布了孝天市支行干部任免决定，除了会计股长被提拔为副行长，其他班子成员都没有变化。

接下来，支行对中层干部进行了大面积调整。支行部门负责人、办事处负责人、内部经济实体负责人岗位大轮换。这些调动的干部中，王加根好多不认识，不怎么关心，但孙志雄和徐新如的变动对他触动较大，感觉比较意外。孙志雄从办公室主任调任储蓄股长，徐新如则从政工室主任调任办公室主任。中层干部调整有点儿“沙场秋点兵”的味道，在全行上下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各单位忙乱了十几天，才慢慢恢复平静。

王加根一直没有收到地区中心支行的调令。

“会不会是我自作多情？”他扪心自问，“何继安和刘晓峰召见我，或许只是例行考察，看能不能给我正式银行编制，而我却误以为他们要用我？”

因为心里不痛快，他郁郁寡欢，就和同事们打起了麻将。第一次出战，他惨败而归，身上仅有的一百多块钱输得干干净净。因为输了钱，他又开始反省。饶春芳、老易和司机小张这些人无所事事，没什么追求，可你王加根是有远大前途的人啊！打麻将耽误时间、损失金钱不说，还存在政治风险。如果让公安逮着了，或者抹牌赌博的事情传到了何继安这些领导人的耳朵里，你调中支的事情肯定泡汤。怎么连这点儿政治敏感性都没有？真是该打板子啊！

打完麻将回到家里，王加根就想抽自己的耳光。

输了就输了，别想着赶本。在A银行打麻将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花园镇家里也不打麻将了，闲下来就看书看电视，多陪陪老婆和孩子。两地分居，见面本来就不容易。相聚到了一起，又各自跑出去“修长城”，太不合算了！他真想回到牌坊中学的日子，过那种清静而又温馨的生活。让时间在增进感情、增加知识的氛围中度过，现在却很难做到。环境造就人！生活条件刚刚好了一点儿，怎么就变成这样？好长时间没写小说，也没有学英语。英语是非学不可的，将来肯定有用得着的时候。正如法律一样，如果你以前没学过法律，怎么可能进A银行？洪远平和何继安又怎么可能关注你？

转眼就到了一九九三年。进入元月份，银行就隔三差五地发东西，主要是春节物资。比方，苹果、梨、橙子之类的水果，松子、杏仁、开心果、花生、瓜子之类的坚果，牛肉、羊肉、猪肉、鸡肉之类的冷冻食品，包装精美的糖果，成箱的白酒……

饶春芳和老易对此习以为常，时不时还要唠叨几句，说某种东西没有往年发得多，或者抱怨东西的质量没有往年好。

司机小张和王加根则不以为然，领什么东西都喜笑颜开，高兴得心里如同喝了蜂蜜。司机小张是农村人，第一次出门参加工作，根本就没有想到单位会发年货。平白无故地领这么多东西，高兴还来不及呢，哪儿顾得上挑剔！王加根呢？在牌坊中学教书那些年，虽说也有过发年货福利的经历，但每年分发的东西基本一样：几片猪肉和几条鱼。除此之外，再没有领过其他东西。今年却大不一样，领到的东西源源不断，没完没了！品种那么丰富，质量更没说的。这些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金融单位就是不一样啊！如果他继续在牌坊中学，怎么可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前段日子，方红梅买了一些鱼肉和鸡鸭，打理干净后，腌在脚盆和塑料桶里。看来，即将到来的这个春节，他们将过得空前丰盛！

饶春芳说，单位除了给员工分发年货，还要组织春节物资向上面进贡：办事处送支行，支行送中心支行，中心支行送省分行，省分行送总行。

“上礼拜，支行买了两卡车猪屁股，一车送到省分行，一车送到地区中支。”司机小张向大家通报。

王加根听得目瞪口呆，觉得不可思议。

饶春芳和老易则觉得很正常。

“两车猪屁股算什么？这些都是小钱，不值得一提，也吃不了亏。”饶春芳显出不屑一顾的样子，“省分行和中支领导笔头子一动，给支行少下点儿任务，多批点儿费用，或者在业务检查时网开一面，少开几张罚单。那可就不只两车猪屁股，有可能是二十车猪屁股，也有可能是两百车猪屁股！”

大家都被饶春芳的“猪屁股”理论逗笑了。

这天，银行给每位员工发了三十斤鲜鱼。王加根拎着沉重的蛇皮袋子回到家里，眼见原本空荡荡的客厅变成了杂货摊儿，有点儿犯愁了，不知道如何把这些年货弄回花园镇。无论坐火车，还坐汽车，他都没办法一次性把这么多东西拿回去。做几次拿吧，拖拖拉拉得好几个星期。他这儿没有冰箱，冷冻食品、鲜鱼和水果这些东西不能长放。怎么办呢？唉！要是一家人都在孝天城就好了。现在这样两个地方扯着，干什么事情都不方便，连过年都不好安排。但是，怎样才能把方红梅调到孝天城来？调往哪个单位？他又一片茫然。没有目标，更谈不上有把握。何继安是不是真的有意调他去中支？会不会是他一厢情愿，自作多情？要是他能够去地区中心支行，或许能为方红梅的调动想些办法，一家人团聚的希望就要大得多。

这些都是将来考虑的事情。当务之急，是得想办法把这些年货弄到花园镇家里。

“还是让小张跑一趟吧！”产生这个想法后，王加根马上出门，前往司机小张的家里。

司机小张与王加根住隔壁，也是一楼，三室一厅，比王加根的房子宽敞。分到房子后，小张就回荆门农村老家，把老婆、两个女儿和老母亲接了过来，一家人其乐融融地住在孝天城。

小张为什么能够从荆门农村到A银行当司机？他并非正式在编员工，为什么能够在后湖宿舍分房子？这些疑团困扰了大家好长时间。直到有一次司机小张喝高了，手舞足蹈地在众人面前吹牛皮，夸夸其谈，高谈阔论，谜团才解开。

原来，小张有个哥哥在湖北经济学院当教授，据说还是金融系的副主任。张教授应邀到A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搞培训，期间认识了洪远平。当时洪远平是地区中心支行人事科副科长，分管干部培训工作，具体负责接待张教授。两人互换名片，酒酣耳热之际，又拍着胸脯说，将来有什么事情尽管提！后来，张教授居然帮助洪远平弄了一张大学文凭。作为回报，洪远平就让张教授的弟弟到银行当司机。

听说过这件事，王加根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从一九八四开始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连续不断地考了十年，至今只拿到了专科文凭。去年，他考上了湖北大学本科函授，又被洪远平刁难和阻挠，不得不退学。交纳的三百元学费，还不知道能不能要回来。他为了拿到一张大学文凭，该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努力！为此花费了多少时间、精力和金钱！可洪远平既不学习，也不参加考试，轻而易举地就拥有了他梦寐以求的东西。谈何公平与正义！投机取巧者占便宜，吃亏的总是那些老实人。不过，加根对自己付出的努力并不后悔。毕竟，他学到了知识。这些东西在他的脑子里，比文凭更值钱。再说，真实的文凭让心安理得，任何时候都能够理直气壮地亮出来。人生在世，活得自在和心安，比什么都重要。

司机小张见到王加根，听他说明来意，有些犹豫，略显为难地说：“你是不是给老饶讲一声？”

“跟他讲个球！他晓得了，又唧唧歪歪，裹筋绊筋的。”王加根不愿意找饶春芳，“花园又不远，去来个把小时。没必要跟他讲！”

小张笑了笑，勉强答应：“行，不跟老饶讲。但你总得让我把饭吃完吧！你也不用回家做饭了，就在我这儿吃几口。”

王加根也不客气，洗了把手，就坐在饭桌旁。

吃饭的时候，小张突然问：“呆会儿你跟不跟我一起回来？”

“肯定回呀！明天还要上班呢。”

“那搞鬼哟，回一趟花园，你不是连跟老婆亲热的机会都没有？”小张无所顾忌地开玩笑，“要不这样吧！下完东西后，我在车里等你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够不够？你这个身板儿，我估计也搞不了多长时间。哈哈哈。”

“滚远些！你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骚。一天也离不开老婆。”王加根针锋相对，搞得小张的老婆满脸通红。

两人吃过饭，一起前往王加根的住处搬东西。

吉普车在冬日的傍晚向北急行，四十分钟就到了花园镇。进入孝天市二中校园，在简易宿舍前面停下时，住在这里的教师和家属们都出来观望，小孩子们也欢天喜地地跑过来看热闹。

王加根推开车门，从车上跳了下来。他脸上泛着红光，在大庭广众面前，感觉特别荣耀。

小张没有下车，继续把吉普车开到离他家门口比较近的地方。

“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当汽车发出倒车的警示音时，方红梅才从屋里走了出来。

她面带笑意，但并没有王加根想象的那么兴奋。

“欣欣呢？”王加根一边从汽车上往下拿东西，一边问。

“睡了。”

“睡了？怎么这么早就睡了？天还没黑呢。”

方红梅没回答，面无表情地从地上抱起一箱橙子，往家里搬。

王加根不好深问，抱起一箱苹果，跟在老婆的后面。司机小张拎起装有鲜鱼的蛇皮袋，给他们帮忙。

屋里的小床上，王欣睡得很沉，竟然没有被吵醒。

王加根凑过去，发现女儿眼睫毛上沾有泪水。

东西全部搬完后，三个人洗了手，坐下来喝开水，聊天。

方红梅这才说，她刚刚打了女儿一顿。

“欣欣多听话啊！你为什么打她？”王加根心里一阵不快。

方红梅说，王欣已经放假好几天了，但她还在上班。中学放寒假本来就比小学要晚，再加上她今年教高三，放假时间可能会延迟到腊月二十六。

“这几天我去上班时，只能把欣欣一个人丢在家里。她按照我的要求，先做寒假作业，再看电视，或者去隔壁找小伙伴们玩。还算听话，也没有惹我生气。只是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因为洋洋和豆豆打架，她参与其中，惹是生非，让我狠狠揍了一顿。”方红梅气恼地叨叨起来，随后又显得有点儿内疚，“不过，这件事情呢，也未必是孩子的错。我打欣欣时，她都没敢大声哭，只是默默地流眼泪。洗完澡之后，就睡了。”

王加根更觉蹊跷，询问方红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方红梅看了小张一眼，犹豫片刻，还是絮絮叨叨地说开了。

这天傍晚，住简易宿舍的几个年轻教师坐在门口，有的在吃饭，有的在聊天。方红梅把晚饭做好后，母女俩各盛了一碗米饭，夹了些菜，也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吃。突然，屋前的小树林里突然传来小孩子的哭声。大家循声望去，发现是五岁的洋洋与三岁的豆豆在打架。豆豆很快就被洋洋推倒在地，哇哇大哭起来。豆豆的父亲闻声从家里跑出来，赶到小树林，抱起豆豆，教训了洋洋几句。洋洋不服气，针尖对麦芒地与豆豆爸爸争吵。豆豆他爸说一句，洋洋顶两句，还满口脏话，老子前老子后的。豆豆爸爸气得浑身发抖，忍无可忍，就打了洋洋一巴掌。洋洋一屁股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边哭边骂。豆豆爸爸气急败坏，打也不是，骂也不是，光打雷、不下雨地吼着。哭骂声引来了洋洋妈妈，她一路叫喊着奔了过来。很快，两个大人就交上了火。同住简易宿舍的教师和家属们便过来扯劝。当洋洋他妈义正辞严地指出，大人不该和小孩子一般见识，更不该动手打小孩时，大家都说豆豆爸爸没有打洋洋，只是推了他一下。

洋洋却振振有词地予以反驳：“他打我了！不信问欣欣，欣欣和她妈妈在旁边看到的。”

“我们正吃饭呢，没有注意。”方红梅违心地说，并狠狠地瞪了一眼正欲发言的女儿，叫她进屋去夹菜。

“是没有打。”其他邻居纷纷作伪证，“大伙儿刚才都在门口，未必我们都说假话不成？”

洋洋妈妈这才停止叫骂，拉起儿子，忿忿不平地回家。

大伙儿也松了一口气，叽叽喳喳地作鸟雀散，各回各家。

方红梅吃完饭，清场洗碗的时候，心里觉得挺别扭。她认为，豆豆爸爸过于骄惯儿子，今天更不该动手打洋洋。孩子的脸，易变的天。这会儿闹得不共戴天，说不定马上又会好得如一个人。犯得着大动肝火么？邻里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闹起来多没意思。

这时，外面又骂声四起。

方红梅出门一看，洋洋妈妈站在门口，对着豆豆家申冤一般地叫骂着。豆豆的父母也不甘示弱，争吵进入白热化。方红梅有什么感应似的，屋里屋外找起了女儿欣欣。

“老子的儿子脸上五个指印，脸都打肿了。□□日的，下得了那样的狠手，又没有□□儿承认！还说没打，未必欣欣也说假话……”

外面的叫骂声证实了方红梅的担心。她怒气冲冲地赶到洋洋家，把坐在沙发上的欣欣拖起来，出门便狠狠地抽了她一巴掌，一路训斥着推回家里。关上大门，继续对女儿又打又骂，说她爱逞能，挑拨离间，是个小奸臣……

王加根听到这里，心里非常难受。洋洋和豆豆都是女儿的好朋友，她只是不忍心让洋洋吃“哑巴亏”，才说了真话，又有什么过错呢？他走到床边，坐在床上，抬起手抹了抹女儿脸上的泪痕，忍不住也掉下了眼泪。

这时，王欣突然睁开了眼睛，喊了一声“爸爸”，就从床上爬起来，扑在父亲的怀里，伤心地哭了起来。

“跟爸爸去孝天城好不好？”王加根自作主张地提出。

欣欣哽咽着，头连点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