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坡岁月 第55章 职称与学籍

中小学教师可以评职称了！

这可是一件稀罕事。多少年来，人们只知道大学教师能够评职称，担任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之类的职务，还从来没有听说中小学教师评职称。直到一九八六年，国家制定了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这项政策出台后，首先是在部分学校进行试点。今年秋季开学，才在全国范围普遍推开。

政策落实到牌坊中学时，学校里每个教师都很激动，也很期待。

中学教师职称从高到低划分为五档，特级教师、中教高级、中教一级、中教二级和中教三级。职称评审和岗位聘用分为四个工作流程：个人申报、考核推荐、专家评审、学校聘用。

不同档次职称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条件，比方学历必须达到多高，教龄要求多少，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硬件”。如果“硬件”满足了相关级别职称的要求，教师就可以按规定程序申报，但申报并不等于就一定能够评上。因为“硬件”毕竟是最低门槛儿，满足相关要求的教师比较多，而每一个级别的职称数量都有总量控制，学校只能按照核定的数量，实行差额推荐。

推荐谁？推荐之后能否评上？主要靠“软件”说话。

说是“软件”，其实也能够量化，可以进行比较。得过什么奖励？发表过多少论文？教学效果怎么样？所教的学生升学率多少？学生在各种竞赛中获得过什么奖项？诸如此类。只要是能够为评职称加分的项目，都可以提供。申报人必须同时提交相关的凭证和资料。于是，大家翻箱倒柜，找出那些皱巴巴的奖状、散发着霉味的荣誉证书、纸张发黄的样报样刊。这些往日不怎么值钱的玩意儿，瞬间价值倍增，让人如获至宝。

如果某个证书一时间找不着了，当事者就会急得恨不得拿脑袋撞墙，或者迁怒于家人，责怪他们随便动自己的东西。即使已经确认丢失，他们仍不死心。认真回忆证书或奖状的颁发单位和机关，不辞辛苦的前往，希望别人能够补发，或者出具相关证明。毫不夸张地讲，这段日子每一个教师的神经都高度紧张，为增加职称评定的筹码，忙得脚后跟打着后脑勺。毕竟职称高低直接决定工资等级，关系到将来每个月薪酬多少。

牌坊中学教师学历水平整体不高。全校还没有一个大学毕业生，连职后进修拿到大专文凭的都没有。最高文凭是中专或高中。

本来，王加根最有希望成为全校第一个拿到大专文凭的，可惜他马失前蹄，阴沟里翻了船——自学考试最后一门课程《政治经济学》挂了。虽然上半年补考及了格，可又新增了《逻辑学》。增加的这门课程今年十月份才能报考，就算顺利过关，拿文凭也得等到明年，赶不上已经开始的教师职称评定。据负责学校职称评定工作的肖玉荣讲，如果王加根有大专文凭，他这次就达到了申报中教二级的条件。而现在，他只能申报最低档次的中教三级。

鉴于全校教师都没有达到“专科教初中”的要求，“硬件”比拼就变成了比教龄。谁参加工作早，从事教育工作的时间长，评定职称的胜算就比较大。

“文凭不达标是最吃亏的。我们学校教龄最长的是黄老师，再往下数就是张校长、宁主任和我。”肖玉荣继续宣讲有关政策，“我们四个人按规定也只能申报中教一级，不够申报中教高级的条件。”

“谁说的？”张仲华接过话茬，并且提出异议，“我就有资格申报中教高级职称。”

在场的人都大吃了一惊。申报中教高级最起码要有大学本科文凭。张仲华凭什么说他有资格申报？

张仲华猪肝色的脸上浮现出得意的笑容，不紧不慢地拉开办公桌抽屉，从里面拿出了一本红彤彤的毕业证书。

“看看吧！这是什么？”他把毕业证书打开，摊在桌面上，让那些不服气的同事们开开眼界。

毕业证书是湖北大学颁发的。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学生张仲华，性别男，一九四四年四月八日生，于一九六六年三月至一九七一年二月在本校地理专业业余学习，修完本科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准予毕业。

这是怎么回事？张仲华什么时候参加过湖北大学地理专业本科业余学习？他是从哪儿弄到的这张本科毕业证书？假的吧！肯定是花钱买的，找那些□□的街头小贩伪造的□□。

“咋？怀疑文凭的真实性？可以去查嘛！”张仲华的语气比钢筋水泥还硬，“如果查出我的毕业证书有问题，本人愿意承担任何党纪政纪处分。坐牢枪毙都行！”

见张仲华这么硬气，大家又不敢置疑。不过，对这张文凭的来历，还是感到好奇。

张仲华端起桌上的玻璃水杯，拧开盖子喝了一口茶水，接着就兴致勃勃地讲起了这张文凭的来历。

一九六五年，高中毕业的张仲华报考了武汉师范学院地理专业本科函授班，并侥幸被录取。办理完入学手续，参加过两次面授学习，这期函授班就停办了。此后，也一直没有复过学。那些年，高等院校正常的教学秩序都难以为继，像函授班这种业余学习自然也会受到冲击。张仲华原以为拿文凭的愿望泡了汤，没想到，前不久他突然收到湖北大学通知，说按政策规定，他们那届函授班学员可以补发文凭。起初他还不相信，带着试试看的心理去了一趟武汉，结果真有其事。

“难怪前段日子你三天两头往武汉跑，原来是办这事！”肖玉荣恍然大悟，“平时你总是咋咋乎乎，这事怎么一直没听你说起过？”

张仲华得意洋洋：“我就是想给大家一个意外的惊喜。”

教师们听到这里，心里都酸溜溜的，谈不上惊喜，反而嫉妒张仲华走“狗屎运”。

教导主任宁海涛不服气：“如果这种情况能够补发文凭，方红梅五年本科函授已经读了三年，也应该算专科学历。”

肖玉荣马上摇头：“肯定不行！学历必须以毕业证书为准。业余自修如果还没有毕业，不能算同等学历。”

就这样，牌坊中学最终只有张仲华申报了中教高级职称。

与张仲华的得意洋洋形成鲜明对照，英语教师邹金桥则对申报职称感到非常为难。他的工作关系在邹肖小学，近几年又在牌坊中学代课。按政策，邹金桥既可以向邹肖小学申报小教职称，也可以向牌坊中学申报中教职称。根据他的学历和教龄，在小学可以申报小教一级，而在中学只能申报中教三级。从职称高低考虑，他应该选择到小学申报。可问题是，如果他评定的是小教职称，将来只能回到小学去教书。由于小学没开英语课，他还得改行教其他课程。这显然不是邹金桥所希望的结果，因此感到很纠结。

还有一个更不幸的人，那就是德高望重的黄老师。

黄老先生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多年，虽然学历不高，按规定还是可以申报中教一级，按说也不错。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黄老师忙忙碌碌地准备申报资料的时候，突然感觉身体不适。去孝天市第二人民医院检查，诊断为口腔癌。好在癌细胞还没有大面积扩散，及时做了手术，上齿龈基本上被切除了。这段日子，黄老师只能躺在病床上，吃饭、说话都不方便，情绪异常低落，有时思想上的疙瘩解不开，就想自寻短见。职称不职称对他已经没有多大意义，恐怕以后再也回不了学校，上不了讲台。

喜的喜，愁的愁，悲的悲。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都在职称评定过程中上演，如同一面精彩纷呈的西洋镜。

王加根和方红梅同样也是镜中人。他们只够申报中教三级的条件，因此显得比较平静，也没有把评得上评不上太当一回事。反正他们都在奔文凭。等大学文凭拿到手，自然能够晋升到更高的职称。对于这一点，两人都比较自信。

这段日子让夫妻俩感到苦恼的，主要是王加根的脾气越来越坏，动不动就与别人吵架。也可能是因为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常常让王加根心情烦乱，郁郁寡欢。想想也是，老婆莫名其妙地喜欢别的男人，多年省吃俭用存的几个钱又给了腊梅读自费中专，仅这两件事就够他闹心的。

新学年，他继续教初三（1）班的语文，兼任班主任，继续担任牌坊中学团总支书记和语文教研组组长。几年努力，他已经成为学校骨干教师，正在向学校领导层靠近。开学之初，事情多如牛毛，他恨不得有孙悟空的分身术，一个人当成几个人用。还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十月下旬开考，只剩下个把月时间。他这次报考的是专科段最后一门课程《逻辑学》，合格了就能毕业，不合格则要等到下一次补考。

生活上的事情也不如意。王欣还是没人照顾，上幼儿园的事没有着落。方红梅耿耿于怀，动不动就挑婆家人的刺儿，叹息欣欣连两个姑姑都不如，加叶加花还能在江汉农场上幼儿园。

还有小舅子敬武。他想继续在牌坊中学读书，或许是惦记着英子，这段日子经常在花园镇附近出现，像个幽灵似的在牌坊中学周围转，有时还在部队抽水房里过夜……

上个礼拜，王加根接连收到白素珍和王厚义的来信，内容说的是同一件事情，让他回王李村去找买主，想办法把老屋卖掉。在卖房所得款项的处理上，父亲和母亲的安排则完全不同。

白素珍叫王加根拿卖房的钱去请保姆，算是她和老马的一片心意，以弥补他们不能带孙女的缺憾。

王厚义叫王加根找好买主就去江汉农场，父子俩一同回王李村卖房。卖房的钱全部由他带走，存进潜江那边的银行，以备他将来老了不能动时，加叶和加花生活之需。

两相比较，王加根当然觉得还是母亲对他好。但是，想让白素珍的想法变成现实，谈何容易！外人都知道这宗房产一直在扯皮，产权归属还没有定论。谁又愿意买一栋产权关系不清晰的房屋呢？

要是王加根回王李村卖房，别人更不敢买。

别人会这样问：“你父母亲还在世呢，哪儿轮到你当家卖房？”

当然，就算有人买房，王加根也不会参与这件事情。他早就声明过，不要祖上留下的房产。更何况，他哪儿有时间去找买主啊！工作、学习和生活上的事情让他焦头烂额，正事都忙不过来。

王厚义的来信简单，内容的变化却很微妙。记得他此前来信谈过卖王李村老屋的事情，也说把卖房的钱存入银行。在钱的用途上，当时是说“以备家里大人小孩将来急需之用”，这次却改成了“以备他将来老了不能动时，加叶和加花生活之用”。

王加根看过信，就知道这是三叔王厚道代写的。也只有王厚道能把话说得这么直截了当，蛮横无理。他的意思非常明确：王李村的房子卖也好，不卖也好，都与你王加根没有关系。

既然王厚义认同厚道的观点，说明他的确没有作王加根的指望，准备向儿子摊牌。意识到这一点，王加根非常生父亲的气：“祖上留下的老宅被你拆了，大房改小房，余下的木料、砖瓦、家具被你败了个精光。现在剩下这么几间土砖屋，你也没有想到给我留下什么。你心目中还有我这个儿子么？我声明不要房子，那是我的高姿态，但你这样说就不尽人情！”

一直置身于房子之外的王加根，突然又想参与其中。要么阻止父亲卖房子，要么支持母亲打官司，让法院来判定这房子究竟归谁所有。

脑子里整天塞满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二十出头的王加根的确感觉很累，不堪重负，觉得整个人都要崩溃。这种状态下，再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麻烦，他怎么可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这天，王加根在自家后院子里清理乱石杂草，想整理出一块能够种菜的地方。

代理校长张仲华突然兴冲冲地来找他。

张仲华先是对王加根利用后院子种菜的想法大加赞赏，说自己种的菜新鲜，吃着让人放心。他还建议王加根在后院子里养几只鸡，将来吃鸡蛋就不用去街上买了。扯完这些闲话，张仲华才说出前来的真实目的。他希望王加根帮他撰写一份申报高级职称的报告。

“中教高级指标少，而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又多，竞争太激烈了。”张仲华通报完面临的严峻形势，又近乎讨好地恭维王加根，“我知道你笔头子硬，想请你出马，帮我弄一份高质量的申请报告。有你妙笔生花，肯定能增加不少胜算。”

“没时间！”王加根不假思索地回答，语气相当不友好。

张仲华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颧骨上的肌肉开始痉挛，样子非常难看。

王加根对不学无术的张仲华本来就没什么好感，从心底里看不起他。别说中教高级，评中教一级就是抬举他了。对于这样一个滥竽充数的家伙，加林怎么可能去帮他的忙？

张仲华又软磨了好半天，王加林还是不给他面子。他碰了一鼻子灰，最后气急败坏地离开了。

参加完自学考试，王加根就卷入了学校的期中考试。恰好在这个时候，方红梅又要去孝天城参加面授学习。

他一个人带着女儿上班，整天忙得像打仗一样。

办公或者上课的时候，欣欣总是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小家伙不敢一个人去操场上玩，害怕碰到欢欢挨打。在办公室里，王加根备课改作业的时候，她就趴在椅子上画图画，或者把学会的诗歌，背给办公室里的其他教师们听，或者缠着他们讲故事。进了教室，她就与哥哥姐姐们挤坐在一起，规规矩矩地听爸爸讲课。

处理完工作上的事情，王加根就骑上自行车，带着欣欣去花园镇。买菜，买奶粉，买油盐酱醋，买水果，买牙膏、香皂、洗衣粉之类的日用品。东西买齐之后，再带女儿到街边的小摊儿上，喝一碗豆浆或者豆腐脑，买一个烧饼让她坐在自行车上啃。

回家的路上，自行车在坑坑洼洼的小路上颠簸。困倦和疲乏的欣欣上下眼皮开始打架，慢慢地就睡着了，小脑袋东倒西歪，手里的烧饼不知不觉掉到地上……

中小学教师要求坐班，但牌坊中学并没有严格执行。教师们有课上课，没课自由活动。办公室里经常空空荡荡的，连一个人影儿也看不见。正因为环境宽松，王加根才能够一个人带着女儿上班。学校领导和教师们习以为常，没有谁说什么，更没有人觉得不正常。

这天王加根从花园镇返回家里，把早已进入梦乡的欣欣从自行车上抱下来，轻手轻脚地放到床上。他坐在床沿上守了一会儿，确认欣欣睡踏实了，就赶紧起身去办公室，准备拿学生作文本回家来批改。

办公室里只有赵乾坤和新调来的化学教师小冷在下围棋，再就是领导办公室里坐着代理校长张仲华。

见王加根走进办公室，张仲华突然叫他“来一下”。

王加根疑惑地走过去，坐到肖玉荣的座位上，与张仲华面对面。

张仲华看着王加根，不自然地笑了笑，然后晃荡着脑袋说：“教师还是应该坚持坐班制。你不能总是这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上班时间，不能把小孩带进教室和办公室。”

“那怎么办？我不能把孩子扔了吧！”王加根没好气地回答。

“那总得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张仲华一本正经地强调，“不错，你该做的事情是做了，但坐班制的规矩和纪律，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你最起码要保证跟其他老师都一样。”

“我坐班的时间并不比其他老师少。经常是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办公，好多人都没有来。”王加根强词夺理。

“就是几个准备考电大的青年教师，他们在宿舍里复习。”

“是吗？恐怕不只报考电大的青年教师吧！你现在看看，办公室里有几个人办公？”

“没来的人，考勤本上都有记载。”

“行啊！如果你发现我没来，照记呗！该扣钱扣钱，该处分处分。随便怎样都行。只要你一视同仁！别总是拿我家欣欣说事，孩子不会总长不大吧？再过年把不就好了吗？”王加根义正辞严地说完，站起身扭头就走。

张仲华被噎得满脸通红：“你怎么能是这种态度？”

王加根不理不睬，到自己的办公桌上抱起一摞作文本，气呼呼地走了。他心里很清楚，张仲华就是因为他没有帮忙写职称申请报告，怀恨在心，故意找茬儿，伺机报复。这种卑鄙小人，没必要与他多费口舌！

自从知道方红梅“花了心”，临到她出门面授学习时，王加根心里就有点儿疙疙瘩瘩。担心？嫉妒？愤怒？忧虑？似乎有那么一点点儿，但又不完全是。反正想到老婆又要和那个叫蔡东明的见面，他心里就不舒服，不知道该怎么办。阻止她去面授？让她终止函授学习？显然不可能。请假跟她一起去孝天城？那成什么样子了！别人会笑他醋坛子，甚至骂他神经病。去找徐磊这些老同学，让他们帮忙看着点儿？似乎也不妥当。这样做，表明他对老婆缺乏起码的信任和尊重。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她去吧！未必我离了她方红梅就不能活？该来的总会来，不会发生的，绝对不可能发生。何必自寻烦恼？也可能是杞人忧天。方红梅喜欢蔡东明，是因为她觉得蔡东明优秀，胜过了自己的丈夫。有时，王加根真想去会会那个蔡东明，见识一下老婆心目中的“白马王子”长什么样儿，看看自己究竟与他有多大的差距。

正在王加根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意外地收到了姐姐的来信。

加枝在信中说，赴美留学两年多，最艰难的日子总算过去了。眼下，她在新奥尔良州一所大学里当助教，一边工作，一边念硕士学位，可以自食其力。她已经怀孕了，胎儿有五个多月。他们家里装了电话，还买了一辆小汽车——主要是方便张德林上学。加枝告诉弟弟，美国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国家。一个人只要身体好，懂英语，又舍得吃苦，总可以找到机会去学习、去工作、去挣钱……她希望加根调养好身体，学好英语，将来争取到美国读书。

这封信犹如明媚的阳光，照亮了王加根忧郁的生活。

他似乎一下子找到了努力的方向。对！去美国留学。姐姐姐夫在那里，这么得天独厚的条件，我怎么没有想到利用呢？可是，我去美国学什么呢？汉语言文学？这简直是开玩笑！一个中国人去美国学习汉语言文学，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学过的数理化知识大部分还给了老师，英语就更差了，连初中毕业生都不如。听说去美国留学必须参加托福考试，达到一定的分数才有资格申请签证。我如何闯过这道关卡！再说，就算我能够去美国，方红梅怎么办？欣欣怎么办？别做美梦了！还是现实一点儿吧。教好书，写小说，争取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成绩，来改变自己的现状——这才是正道。

一想到文学，王加根内心就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同时又感到内疚和羞愧。整整四年，他没有沉下心来搞写作。为了奔文凭，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学考试上。看看身边熟悉的文友，他发现自己掉队了。

雁南飞，雁南飞，

雁叫声声心欲碎。

不等今日去，

已盼春来归。

听着录音机里如泣如诉的歌唱，王加根感觉自己如同一只离开队伍又无家可归的孤雁。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虽说与文学创作息息相关，但这四年毕竟都是死记硬背、纸上谈兵，没有什么创作实践，更没有写出像样儿的作品。

在刚刚结束的自学考试中，王加根感觉他的最后一门课程《逻辑学》考得不错，合格应该没多大问题。也就是说，明年他就能够拿到大专文凭。专科毕业之后怎么办？是接着参加本科段自学？还是暂停自学考试，一心一意搞创作？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王加根考一个专科文凭，整整花了四年时间。如果再去参加本科段考试，估计周期会拉得更长。尤其让他感到忧虑的是，本科段的公共课程必须考英语。对于他来讲，这简直就是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干脆不考了！反正专科文凭达到了在初中教书的学历要求，可他同时又想到另一个问题。再过一年多，方红梅本科函授就毕业了。到时候，家里就会形成男专科女本科的局面。重新评职称或者调工资，他王加根就会落在老婆后面。那多尴尬啊！他还有什么脸面在社会上混？别人背地里说不定会笑他“吃软饭”。

自学考试必须接着搞，文学创作不能丢。思来想去，王加根作出了这样的决策。明年上半年的自学考试，他准备报考本科段的四门课程：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中国革命史和英语。

看到《孝天报》上发布的《槐荫文学》刊授班招生信息，他又心血来潮，不加思索地报名，汇出了二十元学费。此前他已经参加过东北某省文联举办的文学创作函授班，提交过几篇习作，得到过函授班老师的回信和点评，但最终都没能发表——学费等于白交了。

已经上过一回当，他怎么还不吸取教训？

王加根觉得，这次文学刊授班肯定不一样。因为《槐荫文学》是孝天地区文联主办的，一定会重点扶持和培养本地作者。如果能够在这个刊授班显山露水，弄出几篇像样儿的作品，必定会引起孝天地区文学界的重视。甚至有可能一炮打响，从这里走向省级文学报刊。虽然二十元的学费有点儿贵，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必要的投资还是少不了，该花钱的时候，还是应该花点儿钱。

就这样，王加根又在新的起点上扬帆起航了。

他把家里积存的手稿全部翻出来，逐篇审查，准备挑选一篇质量较高的习作寄给《槐荫文学》，作为参加刊授班的第一次作业。遗憾的是，他从头翻到尾，没有一篇感到满意的。

这真是有点儿奇怪！这些作品刚刚完成时，他总是特别满意，觉得无可挑剔，自负地认为“如果编辑不采用那就是有眼无珠”。可为什么放过一段时间之后，再次审读却发现作品到处都是问题？甚至感觉一无是处？看来，作品一写出来就迫不及待地投稿不可取，还是应该经过一段时间“冷处理”。只有经常“冷处理”，才能让思维变得更清晰，看问题更加准确和客观。意识到了这一点，王加根不准备把这些被编辑“枪毙”过的习作寄出去丢人现眼，打算重新弄一篇东西，作为参加刊授学习的“见面礼”。

正在他为不知选择什么题材而苦恼的时候，牌坊中学召开了全体教师大会，张仲华传达了花园区教育组有关会议精神。据说，孝天市教委近期将开展全市初中学生学籍管理大检查。张仲华要求全校教师务必紧急动员起来，抓紧时间自查整改，确保顺利过关，不出问题。

“我们学校近几年中考成绩较好，升学率在全区名列前茅，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当然也成了众矢之的。这次检查，可能会被确定为重点单位。初中生学籍造假是公开的秘密，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大家心照不宣，上上下下也非常清楚。也许是因为社会反响太过强烈，市教委才不得不出面走走过场。我个人认为，只要我们把接待工作做好，面儿上不要搞得太明显，检查人员也不会故意与我们过不去。”张仲华非常有把握地这样推断。

副校长肖玉荣却不同意这种观点。

她认为，市教委组织这次学籍大检查绝不是走过场。从接受过检查的学校反馈过来的信息，检查人员非常仔细，非常认真，非常严格。他们先要求被检查的学校提供各年级《学生登记册》，与各班的《学生座次图》《清洁卫生值日表》进行对照，抽查不同学科的学生作业本，看各班学生的姓名，与《学生登记册》上是否相符。然后，拿着《学生登记册》到教室去点名，让点到名的学生走出教室，看全部点完名之后，教室里有没有多余的学生，或者点到名的学生不在教室里面。总之，检查人员对各学校学籍造假的手法非常熟悉，知道哪些环节最容易出问题，哪些地方可能存在猫腻。因此，大家切不能掉以轻心，不能抱着侥幸心理，对准备工作做得不到位。

“各位班主任一定要引起足够重视，要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滴水不漏，确保万无一失。如果学籍造假情况被查出来，让检查组掌握了确凿证据，班主任和学校领导都要承担责任，弄不好还会背个处分。”肖玉荣这样强调。

“对对对！肖校长讲得非常好。”张仲华听肖玉荣说得头头是道，马上表示支持和赞成，“其实我也是这个意思。只是担心大家弄得过于紧张，反而把该做的工作没有做到位。内紧外松，大家齐心协力，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接下来，教导主任宁海涛具体安排迎检工作怎么做，主要是操作层面的事情。他说，牌坊中学每个班都存在学生与学籍不匹配的问题。比方，人在初三学籍在初二，人在初二学籍在初一，人在初一暂时还没有建立学籍档案，有的学生还在不同年级建有多个档案。情况比较复杂，可谓五花八门。为了应付检查，各位班主任要严格按照学籍档案情况，弄清楚班上应该有哪些学生，重新造个《学生登记册》。然后，让学生按自己的学籍所在班级各就各位。没有建立学籍的学生近段时间回家，不用来学校了。建有多个学籍档案的学生，还要找人冒名顶替。一个萝卜一个坑儿。学校里既不能出现无学籍的学生，也不能暴露建空档案的问题。所有学生按卡归班，重新安排座位。

可以想见，接下来的几天，牌坊中学该有多么混乱！

每天上课好半天了，还有一些学生提着书包，从这个教室跑到那个教室。有的急忙中找不到应该去哪个班上，弄不清楚究竟该哪个班主任管，于是就哭丧着脸，到办公室找学校领导询问。

宁海涛主任就让学生自报姓名，哗啦啦地翻着《学生登记册》，告诉那个学生应该去哪个班上坐着。

学生调整到位之后，衍生出一系列后续工作。班主任要按照调整后的学生人数和名单，重新制作《学生花名册》《学生座位图》《清洁卫生值日表》《学生成绩登记册》。各科任教师要检查学生作业本，把调出学生的本子暂时收起来，让新调入的学生补抄作业，还要逐本装模作样地批改，在每次作业后面批上个日期……

一切都是为了应付学籍检查，让检查人员找不出破绽和漏洞。而等学籍检查结束后，又要恢复到原样。因此，教师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个个都是怒气冲天，怨声载道。

大家都知道应试教育不好，可又没勇气“出污泥而不染”。因为学籍造假是公开的秘密，独善其身就有可能竞争不过别人。为了提高升学率，为了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只能带着侥幸的心理铤而走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