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文昭走后第三天,赵珩把冯七叫到了书房。
三月的南京,天已经热了起来。书房朝南,午后的阳光从窗棂间斜斜地照进来,在青砖地上画出一道道金色的格子。赵珩坐在书案后面,穿着一件月白色的单衫,袖子挽到了肘弯,露出瘦而有力的手臂。他面前的案上摊着一张地图,地图上画满了标记,红的、黑的、圈的、叉的,密密麻麻,像一张织得太密的网。
冯七端了茶进去,放在书案角上,然后退到一旁站着。赵珩没有抬头,目光还在地图上,但他的手伸过来,端起了茶杯,喝了一口,放下。
“冯七。”
“奴才在。”
“你知道这张地图上画的是什么吗?”
冯七走过去,低头看了一眼。地图很大,从北边的燕山一直画到南边的南海,山川河流、城池关隘,标注得清清楚楚。那些红色的标记集中在中原一带,沿着黄河两岸,像一串串血珠子,从西北一直滚到东南。
“赵崇安的进军路线。”冯七说。
赵珩点了点头。他用手指在地图上划了一下,从北边的某个点开始,沿着黄河往南,经过洛阳、郑州、开封,一直划到淮河边。
“五天前,他的前锋过了黄河。三天前,洛阳守将开城投降。昨天,郑州也降了。”赵珩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念一本账册,“照这个速度,不出十天,他的前锋就能打到淮河。淮河一过,就再也没有什么能挡住他了。”
冯七站在地图前面,看着那些红色的标记。它们像一条毒蛇,从北方的荒漠里钻出来,蜿蜒南下,吐着信子,张着大口,要把整座天下吞下去。
“朝廷呢?”他问。
“朝廷。”赵珩重复了这两个字,语气里有一丝说不清的意味,“朝廷在等。等赵崇安打到京城脚下,然后和他谈判。割地,赔款,加封——什么都行,只要别打进京城。”
“皇上呢?”
“皇上在炼丹。”赵珩的语气更冷了,“新皇登基不到一年,就和他父皇一样,迷上了丹药。朝政全部交给内阁,内阁六个人,分成了三派,谁也不服谁。赵崇安的兵都快打到黄河了,他们还在争谁该当首辅。”
冯七沉默了。他知道暮华朝要亡,但没想到亡得这么快。快得像一场雪崩,一开始只是一小块雪从山顶滑落,转眼间就变成了铺天盖地的白色洪流,把一切都卷走了。
“殿下,”冯七说,“您上次说,您要想一想。您想好了吗?”
赵珩没有回答。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外面的风吹进来,带着桂花的香气。三月的桂花不是盛开的季节,但总有那么一两朵开得早的,在绿叶丛中偷偷地探出头来,把香气送到空气中。
“冯七,”赵珩背对着他,声音有些闷,“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
“奴才不知道。”
“我最怕的不是死。”赵珩转过身来,看着他的眼睛,“我最怕的是,死了之后,没有人记得。没有人记得我活过,没有人记得我想过什么、做过什么、为什么活着。”
冯七看着赵珩。午后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赵珩的脸上,把他的轮廓勾勒得格外分明。他的眼睛在阳光下是浅褐色的,像两颗被水冲了很久的石头,光滑、坚硬,但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
“殿下,”冯七说,“奴才会记得。”
赵珩看着他,目光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动。
“你会记得?”
“奴才会。”冯七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骨头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股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力量,“殿下教奴才写字,跟奴才说话,把奴才当人看。这些事,奴才一件都不会忘。”
赵珩盯着他看了很久,然后忽然笑了。那笑容不是苦涩的,不是自嘲的,而是真的、发自心底的、释然的笑容,像阴了半个月的天忽然裂开一道缝,阳光从缝隙里倾泻下来。
“好。”赵珩说,“那我就不怕了。”
他走回书案后面坐下来,拿起笔,蘸了墨,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写下了几行字。他的字写得很慢,一笔一划,像是在用刀刻石头。写完之后,他把纸折好,递给冯七。
“拿着。”
冯七接过来,没有打开。
“这是什么?”
“是我的决定。”赵珩说,“但我现在不告诉你写了什么。等时候到了,你再打开看。”
冯七握着那张纸,纸很薄,但他觉得它很重,重得像一块铁。
“殿下——”
“别问了。”赵珩摆了摆手,“你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冯七行了个礼,转身走出了书房。他站在廊下,低头看着手里的那张纸。纸折得方方正正,边角齐整,每一道折痕都很深,像是用尺子比着折的。
他把纸揣进怀里,贴着胸口,和玉扳指、铜钱、冯安的绢帛放在一起。那张纸贴着他的皮肤,凉凉的,但很快就暖了。
那天晚上,冯七没有写笔记。他坐在床上,把那张纸从怀里掏出来,看了又看,始终没有打开。他在想赵珩写的是什么。是“站出来”还是“不站出来”?是“生”还是“死”?他想不出来。但他知道,不管赵珩写了什么,都是他想了三天三夜之后做出的决定。这个决定不会错,至少对赵珩来说不会错。
他把纸重新折好,藏进枕头底下,和那些笔记放在一起。
然后他躺下来,摸着脖子上的玉扳指。
扳指温润,贴着他的皮肤,像是在给他某种只有他知道的力量。
泰安二年三月十九,赵崇安的军队攻下了徐州。徐州是南北要冲,漕运枢纽。丢了徐州,江南的门户就敞开了,赵崇安的兵随时可以渡淮南下的消息传到南京,整个城市都震动了。
安王府里的气氛也变得紧张起来。下人们走路都踮着脚尖,说话都压着嗓子,生怕一个不小心惹恼了谁。周公公的脸上多了几分愁容,额头的皱纹比平时更深了,像是有人在上面又刻了几刀。
冯七每天照常去书房当差,研墨,铺纸,整理书卷。赵珩也照常看书写字,偶尔和他下一盘棋。一切都和以前一样,但一切都不一样了。那种不一样不是看得见的,是感觉得到的——像空气里的湿度,你看不见,但你能感觉到它压在你的皮肤上,沉甸甸的,喘不过气。
泰安二年三月二十二,又来了一个人。
这一次不是顾文昭,是一个太监。京城的太监,姓什么冯七没听清,只知道是从宫里来的,带来了新皇的一道密旨。密旨的内容没人知道,只有赵珩一个人看了。赵珩看完之后,把密旨放在灯上烧了。纸在火苗中卷曲、变黑、化为灰烬,灰烬在空气中飘散,落在地上,和灰尘混在一起,再也分不清。
那个太监走了之后,赵珩在书房里坐了很久。他没有看书,没有写字,只是坐着,看着窗外那棵桂花树发呆。冯七端着茶进去的时候,看见赵珩的眼眶有些红,但没有哭。赵珩从不哭,冯七从认识他的第一天起,就没见他哭过。
“殿下,茶。”
赵珩接过茶杯,握在手心里,没有喝。
“冯七。”
“奴才在。”
“你知道密旨上写的是什么吗?”
“奴才不敢猜。”
赵珩苦笑了一下。
“皇上让我回京。”他说,“说是在京中给我安排了差事,让我即刻动身,不得延误。”
冯七的心猛地一沉。回京。在这个节骨眼上回京,等于送死。赵崇安的军队正在南下,京城已经是风暴的中心。这个时候把赵珩召回京城,要么是真的有差事要交给他,要么是——要把他扣在手里当人质。不管是哪一种,赵珩去了都不会有好结果。
“殿下,”冯七的声音有些发涩,“您去吗?”
赵珩没有回答。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
“不去,就是抗旨。抗旨是什么罪名,你比我清楚。”
“去了呢?”
“去了,生死由命。”
冯七站在那里,手在袖子里攥成了拳头。他想说“殿下不要去”,但他知道这话没有用。抗旨是死,去也可能是死。两条路都通向同一个终点,区别只在于路上走多久。
“殿下,”冯七说,“您上次写的那张纸,奴才还收着。”
赵珩看了他一眼。
“那就收好了。”他说,“时候快到了。”
那天夜里,冯七在笔记上写道:
“泰安二年三月二十二,皇上密旨,召殿下回京。”
“殿下问奴才:去还是不去?”
“奴才不知如何回答。”
“殿下说:两条路都是死,但有一条路死得明白。”
“奴才问:哪一条?”
“殿下没有回答。”
他写到这里,笔尖悬在纸上,久久没有落下。墨从笔尖渗出来,在纸上洇开成一团黑色的云。他看着那团墨云,忽然觉得它像一朵花,一朵开在纸上的、黑色的、不会凋谢的花。
他把笔放下,折好那张纸,和以前的笔记放在一起。
枕头底下已经攒了厚厚的一沓。有些写满了字,有些只有几行,有些只有几个字。每一张都是一天,每一天都是一条命。
他的命,赵珩的命,苏公公的命,冯六的命,冯安的命。
所有死去和活着的人的命,都在这些纸上了。
他吹灭了灯,躺在床上。
黑暗中,他听见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雷声。春天多雷雨,南京的春天更是如此。雷声从很远的地方滚过来,沉沉地,闷闷地,像有什么巨大的东西在地底下翻身。
冯七睁着眼睛,看着头顶的房梁。房梁上的蜘蛛不在了,网还在,空荡荡的,在风中轻轻摇晃。
他在想,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来。不管赵珩去不去京城,太阳都会照常升起,照在安王府的屋顶上,照在桂花树的叶子上,照在院子里青砖地面的缝隙里。太阳不管人间的悲欢离合,它只管升起落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人不一样。人会记住,人会忘记,人会选择记住什么、忘记什么。
他要选择记住。记住所有的东西,好的坏的,快乐的悲伤的,活着的死去的。一张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