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在第三天变了性质。
那天上午的通报会开了四十分钟。会议室里烟味很重,窗户只开了一条缝,缝外面下着小雨,雨丝斜着飘进来,在窗台上积成一小汪。副支队长把四张照片贴到白板上,用马克笔在董立成的名字外面又描了一圈。
“三件事。”他说,“第一,他最后三次出车记录里有两次对不上。第二,他妻子在他工装兜里找到一张手写的运单,收货人那一栏没写人名,写的是‘三月·紫017’。第三,他出事前一天跟车队请过假,理由是家里有事,但他那天没回家。”
“他去了哪儿。”韩守正问。
“不知道。”副支队长说,“他的手机到现在没找到。”
韩守正把手里的笔放下。
“按涉毒办。”
副支队长愣了一下:“韩队,这个……”
“我说,按涉毒办。”
会议室里安静了两秒。有人把窗户往里拉了一点,雨丝不再飘进来。江蛰坐在长桌的末端,一直在看白板上那张运单照片。
三月·紫017。
六个字是手写的,字迹很整,横平竖直,像是照着一个样子抄下来的。
陈佳宽把那页纸翻过来又翻过去,指着一行小字:“车队那边我也问了。他今年春节以后就不接夜路了,跟人说眼睛不行。可他出事前一天主动请了一趟夜路,谁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转性。”
“那天他上车之前干了什么。”
“打电话。”陈佳宽说,“同事说他站在车边上打了七八分钟,打完了也没有马上上车,就靠着车门站着。车灯都开着,他一直站着。”
陈佳宽顿了顿,又说:“还有一样。他车上有双备用的雨靴,鞋底上的泥是红的。跟裤子上的一个色。”
江蛰记下了这一句。
中午他跟陈佳宽跑了一趟董家。
老小区,六层楼没有电梯。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两盏,他们摸黑上到四楼,门口摆着一双小女孩的凉鞋,鞋头朝里,摆得很整齐。
董立成的妻子把他们让进去。屋里收拾得很干净,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个塑料盆,盆里是他的衣服,叠好了,从深色到浅色,一层一层压着。她昨天夜里大概一直在干这件事。
“这个是你们要的吧。”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过的纸,是那张运单的原件。纸上有汗渍,边角软了。
客厅的地上,一个四岁的小孩正趴着画画。她画得很大,蜡笔差不多耗掉半根。她抬头看了江蛰一眼,又低下头去。
江蛰的目光停在窗台上。
窗台上放着一只玻璃瓶,瓶里插着一枝花。
那枝花早就干了,花瓣皱成褐色,但形状还认得出——单层,五瓣,排得很松。
他在那瓶花前面站了两秒。
“那是我爸爸带回来的。”地上的小孩说。她握着蜡笔,笔尖悬在纸上,“他说花园里有很多花。”
“他带过几次。”江蛰问得很轻。
“两三次吧。”董立成的妻子说,“前两回都蔫了,我扔了。这一枝我没扔。”
江蛰没有再说话。他把那张运单收好,跟陈佳宽下了楼。
楼道里很暗,走到三楼和二楼之间,陈佳宽忽然开口。
“那枝花你认识。”
“不认识。”
“你刚才看了半天。”
“我在看窗台。”江蛰说,“那儿漏风。”
陈佳宽没有再问。
散会以后,韩守正叫他。
走廊尽头那间办公室的门没有关。江蛰进去的时候,韩守正正站在窗边,背对着门,手插在裤兜里。窗外那场雨已经小了,天还是灰的,楼下的车一辆一辆从水洼上开过去。
“你想去。”韩守正说。这不是问句。
“是。”
“为什么。”
江蛰说了一句他准备了两天的话:“我认得这枝花。”
韩守正转过身来。办公室里有一根灯管在闪,一闪一闪的,把桌角那盆绿萝的影子也带着晃。
“你认得。”他重复了一遍。
“我认得。”
“你在哪儿认得的。”
“我不说。”江蛰说。
韩守正盯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做了一件江蛰没料到的事——他走回桌边,把那只搪瓷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茶早就凉了,他还是喝下去了。
“我不问。”他说,“但从今天起,你跟我说话的每一次,都要有人在场。”
江蛰点头。他的视线落在桌角——韩守正的桌上放着一只白色的塑料药盒,早中晚三格。今天早上的那一格是满的,中午和晚上的格子空着,盒盖没有扣严。
他每次进这间办公室都会看见它,从来没问过。
下午两点,一个女同志来了。
五十二岁,短发,穿一件灰蓝色的夹克,手里拎着一只牛皮纸袋。她进门先把纸袋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摆在桌上:一张身份证、一张社保卡、一份用工合同、一只旧手机、一串钥匙。摆完,她用手指把每一样东西都拨正,边角对齐。
“邵虹。”她说。她没有跟江蛰握手。“这条线归我管。”
“方案昨晚报上去,今天上午市局批了。”她把那份用工合同推过来,“批件上只有编号,没有名字。”
她说话不看人的眼睛。她看着桌上那排东西,像是照着念一份写好的稿子。
“三件事。”她说,“第一,你叫江哲——哲理的哲。下面县里上来的花工,离过婚,没有孩子。第二,切口是每周三下午去花市买一盆花:买月季就是安全,买康乃馨就是要见面。”
她停了一下。
“第三,出事的处理。”她说,“如果我们判断你暴露了,我们会撤。但在那之前,你要按‘没有人会来认你’来准备。案卷上不会有你的名字,队里也不会替你出面。”
江蛰看着桌上那只旧手机。
“上一个人呢。”他问。
邵虹的手指在那张用工合同上按了一下。
“去年三月进去的。”她说,“还没有回来。”
她把那张用工合同往前推了一寸。
“出了事怎么办,我也说给你听。”她说,“如果你觉得自己露了,去城东建设路那家修车铺,跟老板说一句:我的车打不着火。他会给你一把钥匙。”
“钥匙开什么。”
“一间出租房。”邵虹说,“里面有一套衣服、一部手机、三千块现金。你只有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那间房子就当没租过。”
她把那部旧手机往前推了一寸。
“这是你的。一个号,每周三下午开机一次,只收短信,不回。”
然后她伸出手:“你那部。”
江蛰把手机从兜里掏出来放在桌上。邵虹当着他的面把卡取出来,装进一只信封,在信封上写了案号和日期,封口,然后递给他一支笔。
“签字。”
他在封口上签了字,写法跟平时一样,一笔一画。
邵虹把信封放回牛皮纸袋。放好之后,她抬起头,第一次看了他的眼睛。
“规定是不许带任何私人联系方式。”她说,“你自己决定。”
她说完,把桌上的东西一样一样收回牛皮纸袋,收完,纸袋的口朝下抖了两下。
江蛰走出那间办公室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韩守正送他到楼梯口。楼梯间的声控灯亮了一下,又灭了一下,暖气管子上落着一层灰。江蛰说了声师父再见,转身要走。
“江蛰。”
他停下来。
“活着回来。”韩守正说,“比抓干净重要。”
“嗯。”
“还有一句。”韩守正说,“别往二十几年前那些旧案子上靠。”
江蛰回过头。
“为什么。”
“不为什么。”
韩守正站在楼梯口,手里还端着那只搪瓷缸子。声控灯灭了,他的脸沉进暗处,只剩那只缸子的一点白。
江蛰记住了这个画面。
傍晚他回了一趟家。
他收拾了一个包:三件换洗衣服、一把剪刀、一只小药盒、一本笔记本。所有能联网的东西他都收进抽屉,只留那只旧手机。
那本笔记本他带了两年,前面十几页抄满了案子的要点和几条线人的电话号码。他坐到桌边,把那几页一页一页撕下来,撕得很慢,撕完装进一个信封,塞进抽屉最里面。
新本子的第一页是空的。他没有写字。
然后他上了阳台。
对面楼那个女人正好也在收衣服。他把手搭在防盗网上,隔着天井叫她。
“哎,帮个忙。”
“你说。”
“我要出差,一个月。”他说,“阳台上的花,十天浇一次,浇到盆底漏水就行。那几盆小的不用管,渴不死。”
“行。”
“还有那只缸。”江蛰说,“缸里的花不用浇水。”
女人探出头来看了一眼那只陶缸。缸里插着一束褐色的干花,花瓣皱得看不出原来的形状。
“那是干花吧。”
“是。”
“干花换什么水。”
江蛰站在那儿,看着那束花。
“就当我求你。”他说。
女人愣了一下,把衣服抱进屋里,声音再从窗口飘出来的时候隔着玻璃,有点闷:“行。我不动它。”
他在客厅的椅子上坐下来。
家里没有别的手机。那张卡已经在邵虹的牛皮纸袋里了,信封上有案号、日期和他的签名。卡里存着一百三十七个名字,从今天起,不在他手上。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便签,抄了三个号码:师父、师娘、陈佳宽。
他抄得很慢,抄完从头对了一遍,又对了一遍,然后折成四折,塞进钱夹最里面的夹层。
窗外的雨停了,风从窗缝里进来,吹动阳台上那束干花,发出很轻的一声响,像塑料纸。
第二天早上七点,他穿上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外套,站在了三月花行的铁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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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