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簪是在第四天被发现的。
说“发现”并不准确——它一直都在那里,在二姨娘旧居那张落满灰的梳妆台抽屉里,躺了不知道多少年。只是直到第四天,才有人把它翻出来,举到光底下,看清了它身上的纹路。
那年雨季来得格外早。清明的纸钱还没来得及烧,接连几日的雨便浇透了昭化县每一条街巷。雨水顺着瓦垄倾泻而下,在檐角挂成一道密密的水帘。甬道上的青砖被泡得颜色发深,羊齿蕨疯长起来,从墙根一直蔓延到路中央。整座沈府后宅都蒙着一层潮而黏的水汽,衣服晾不干,被褥总觉得潮乎乎的,连佛堂里的檀香都起了霉斑。
老太太说,这雨下得不是时候,老太爷在地下怕是要受潮。于是祠堂里的长明灯多添了两盏,香火也比平日里烧得更旺些。吴嬷嬷每日卯时二刻去上香时,总要额外带一包袱纸钱,在祠堂门口烧化了,说是给老太爷添些阴间的衣裳被褥。
太太在荣寿堂里坐镇,一面张罗法事,一面还要应付庄子上送来的账目。今年雨水多,佃户们叫苦不迭,她案头的账本堆得一天比一天高,脸色也一天比一天沉。
但这些都与我无关。
我仍旧每日卯时起身,对镜梳妆,去荣寿堂请安,回来绣花,抄经,用饭,入寝。日子过得像一架织机上的梭子,来来回回,永远在走着同样的路。
只是有一点不一样。
自从那回在抄经日无意间撞见“沈怀瑜”小案上搁的旧物和字纸,我发现自己开始不由自主地留意她。不是以前那种居高临下的审视——以前我看她,像看一件送到跟前待估价的瓷器,打量她的成色,判断她有没有裂纹。而现在,我更像是一个蹲在水边的人,看着水面下的影子。那影子也许是一条鱼,也许是别的东西,但只要它还在动,我就忍不住想多看一会儿。
这个比喻让我有些不舒服。但我说不上来是哪里不舒服。
雨下到第四日,出事了。
倒不是死人的那种出事。是针线房有个丫鬟,名叫彩屏的,在给二姑娘送衣裳的时候,无意间撞见了一件事。
后来据彩屏自己说——她的话经过吴嬷嬷的嘴,再由挽翠转述到我耳朵里,可信度已经打了折扣,但大致轮廓还是清楚的——她那天午后去西厢送改好的春衫,走到院门口,看见二姑娘的房门虚掩着。她正要敲门,忽然听见里头有人说话。
不是一个人在说话。是两个。
她吓了一跳。因为西厢院里除了二姑娘自己,就只住着一个洒扫的粗使婆子,那婆子是个哑巴,从生下来就不会说话。那么二姑娘是在跟谁说话?
彩屏没敢推门。她缩在窗根底下听了一会儿。她说二姑娘的声音很轻很柔,不像是在跟下人说话,倒像是在跟什么人商量事。偶尔停顿,像是在听对方回答。可停顿过后,她又接着说,说的内容和前头是连贯的。这让彩屏越发毛骨悚然——因为整段对话里,她始终没有听到另一个人的声音。
彩屏吓得连衣裳都没敢送,端回针线房时手还在抖。掌事嬷嬷问她怎么了,她支吾了半天,才把这事说出来。
消息传到太太耳朵里时,太阳还没落山。
太太的处置很干脆。她说,西厢那地方常年背阴,二姑娘年纪又小,怕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当即命人从佛堂取了一串开了光的菩提子数珠,又让吴嬷嬷亲自去西厢,看着二姑娘把数珠挂在床头。
这事到此为止。太太没有追究,也没有请人来做法事——她大约不想惊动老太太。毕竟清明在即,这种时候最忌讳提“鬼”字。
我是晚膳后才知道这件事的。
挽翠替我卸妆时,一边拆发髻一边把吴嬷嬷那套话原封不动地搬给我听。她说到“二姑娘在房里跟人说话,听不见别人声音”的时候,手里的梳子重了一下,扯断了我一根头发。
“疼。”我说。
“姑娘恕罪。”她把梳子在掌心里搓了搓,搓掉上头缠的那根细软发丝,声音压得比往常更低,“姑娘……您说二姑娘她,不会是真……”
“真什么?”
挽翠咬了咬嘴唇,把“中邪”两个字咽了回去。
我没再追问。
管它中邪还是装神弄鬼,西厢的事本来轮不到我管。离清明还有三天,抄经还剩两天,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但挽翠接下去那句话,让我拿簪子的手顿了一顿。
“说起来——今儿个吴嬷嬷去西厢,瞧见二姑娘妆奁上搁着支玉簪子,”挽翠把我卸下来的金簪放进妆奁匣子,随口道,“吴嬷嬷说那簪子看着不像咱们府上的手艺,可二姑娘非说是姨娘留下的旧物。吴嬷嬷回来跟太太禀报时还嘀咕,说她在府里几十年,从没见二姨娘戴过什么玉簪子。”
我将银簪搁在妆奁里的动作,慢了半拍。
玉簪。
西厢那晚,猫叼走了什么?我眼皮底下闪过一道转瞬即逝的反光。还有抄经日那天——她桌上那几样被我悄悄收入眼底的小物件里头,可没有簪子。
“然后呢。”我的声音很平。
“然后太太说,”挽翠将象牙梳上的碎发扯下来,“横竖是她们二房的东西,随她去吧。”
我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可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翻了好几个身才睡着。
玉簪。姨娘留下的玉簪。
不对。
二姨娘死的时候,怀瑜还在襁褓里。就算留了什么遗物,这么多年过去,要么被二房太太收走了,要么早就在搬挪中散落。怎么会凭空出现在一个刚进府不到半个月的“沈怀瑜”手里?
要么她从哪里翻出来的。要么——那簪子压根就不是二姨娘的。
第二天,也就是花朝宴后第十四日,雨终于停了。
天刚放晴,老太太便坐不住了。她拄着沉香拐杖,亲自去园子里看她那株魏紫。雨后的牡丹开得正好,花瓣上还缀着水珠,在日头底下闪闪发光。老太太看了半晌,忽然回过头对太太说:“今日天好,叫怀瑜也出来走走。那孩子整日闷在屋子里,仔细闷出病来。”
太太应了,便叫人去西厢传话。
于是这一日,我便在园子里见到了她。
地点还是在飞花阁的凉亭里。挽翠替我摆了茶具和两碟点心,一碟藕粉桂花糕,一碟松仁枣泥饼。亭外的栀子花开到了七八分,香气比前几日浓了不少,闻久了有些头晕。
“沈怀瑜”来得很快。她大约是接到传话就动身了。她今儿个穿的仍是那件月白衫子,头上簪的还是那支银簪,通身上下和往日并无不同。
但我一眼就看到了她袖子里露出的一点东西。
不是簪子。是一个平安结,红线编的,穗子有些旧了。半截挂在袖口外头,大概是抄经那日之后,便一直随身带着。
我在心里记了一笔。面上不动声色,只招呼她坐下。
“姐姐。”她垂手行了一礼,在石凳上坐下来。这一次她没有只沾半个臀,大约是下过雨的石凳湿凉,也可能是这些天的“姊友妹恭”让她稍稍卸下了一些戒备。
丫鬟退到亭子外头。我抬手去拿茶壶,袖口滑落,露出一截手腕来。
“姐姐的手……”她忽然说。
我低头一看。手腕内侧,靠近腕骨的地方,有一道淡淡的红痕。是我昨晚卸妆时挽翠扯断头发后、银簪不小心蹭到的,不疼,只是皮肤薄,划了道印子。
“不妨事,”我把袖口重新掩好,“昨晚上拆头发时蹭了一下。”
她垂下眼,没有再多问。可她垂眼的那一瞬间,我捕捉到了一个细微的动作——她的目光在我手腕上停了一下,然后才移开。那目光不是关心,也不完全是审视,倒有几分像是……比照。
她在比照什么?
我放下茶壶,端起茶盏。余光里,她的袖子动了一下。她从袖中取出一样东西,放在石桌上,往我这边推了半寸。
是那支玉簪。
“妹妹昨天收拾屋子,在姨娘旧日的木匣里发现了这个,”她低着头,声音压得不高不低,恰到好处的平静,“妹妹见识浅,不认得是什么玉。姐姐见得多,想请姐姐掌掌眼。”
她说这话时,尾音微微往上扬了一点点。是那种故意抬出来的、表示坦荡坦然的扬。
太刻意了。
我心里忽然生出一股说不上来的违和感——不是对她起疑,而是好像这一瞬早就被写好了,而我只是照着念词。
我把茶盏放下,伸手去拿那支簪子。
指尖触到玉面的那一瞬间,我只觉得那玉很凉。是那种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凉,浸透了阴气和潮气,入手的一刻便从指尖蔓上来,沿着手上的血脉往上走。可这凉意并不让人觉得难受,反倒有一种奇异的、近乎熟悉的舒适。
我拿起簪子,举到眼前。
这是一支白玉簪,通体素净,只在簪头雕了一朵小小的梅花。玉质不算上乘,其中一面有水线,透光能看到里头有一小片棉絮似的杂色。雕工也朴拙,梅花的五个瓣并不完全对称。这样一根簪子放在银楼里,最多值二三两银子。
可我的眼睛离不开它。
那朵梅花。五瓣的、朴拙的梅花。我为什么觉得我在哪里见过它?不是在这个府里,不是在任何一个银楼的柜台里,而是在——什么地方?
我攥着簪子,指节发了白。
目光顺着簪身从上往下移。移过那朵梅花,移过光润的玉面,移到簪尾。簪尾弯成一个小巧的弧度,打磨得很光滑。在弧度往上两寸的地方,有一道极细的刻痕——不是裂纹,是有人用尖锐的东西刻意划上去的。刻痕很浅,但因为我转了角度,光恰好照在那道痕迹上。
我凑近去看。
那是几个什么字?不,不是字。是拼音,三道横线和两道斜线。像是某个图案落笔太轻,只来得及描了个轮廓。
不对。不是轮廓,是删改。有个字被人刻意抹掉了,用刀尖划了一道又一道,划得玉面都凹下去了,但还是漏了一笔。
我猛地松开手。
簪子吧嗒一声落回石桌上,在石面上弹了一下,滚了半圈,撞到茶碟才停下来。
“姐姐?”她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
我没有看她。我盯着那支簪子,盯着那个划痕。头忽然开始痛。是那种从后脑勺往天灵盖钻的钝痛,像有什么东西被扣在颅骨底下,正在拼命往外顶。我的呼吸急促起来,茶盏从手边翻倒,茶水漫过石桌往下淌,滴答滴答落在裙摆上。可我顾不上。
因为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一间屋子。不是这府里的任何一间屋子——墙壁是白色的,没有窗棂没有雕花,只有白得像骨头的墙。屋里有光,很亮很冷的光,从天花板上照下来,像冬天的日头,却一点也不暖和。光底下有一张窄窄的床,床上躺着一个人。她的脸模糊不清,手臂上缠着许多管子,管子的另一头连着一架嗡嗡响的机器。那机器的屏幕上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线,绿色的,一跳一跳的,像是蛐蛐的须子在颤。
然后那线不跳了。变成一根直直的东西,横在屏幕中央,一动不动。
耳边有人在说话。声音很短,很急,像是喊了一个名字,喊完又喊了一遍。
什么名字?
我想听清那个名字。可头痛像一把锉刀,从颅骨的内侧往外锉,每一声都盖过耳边的幻听。头顶的栀子花香忽然变浓,浓得近乎腐臭,像是什么东西烂在了泥土底下。飞花阁的檐角在我视野里倾斜、旋转,那株魏紫从汉白玉花台上慢慢弯下腰来,紫色的花瓣一片一片地往下落,无穷无尽地往下落,像一场永远也下不完的雨。
“——姐姐?姐姐!”
一只手扶住了我的手臂。那只手很瘦,骨节分明,手心是热的。我的身体比脑子先做出了反应——反手扣住那只手腕,力道大得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对方闷哼了一声,但没挣开。
我低头,看见自己攥着的是“沈怀瑜”的手腕。她的手腕很细,我的手指死死地扣在上面,指节发白。她疼得额角沁出了汗珠,但她没叫也没躲,只是静静地看着我。
她的眼睛。黑而深,像两口井。井水里没有惊慌,也没有委屈,只有一种很奇怪的、近乎了然的等待。
“姐姐,”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惊醒什么,“您是不是……认得这支簪子?”
我松开手,退回原位。
“不认得。”我说。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是沈怀瑾的声音,温柔、虚弱、带着一点受了惊吓的娇怯。可我说这三个字时,心里有个地方正在发抖。不是怕,是震。像是一根埋在很深很深的地底下的弦,被什么人忽然拨了一下,余音嗡嗡地往四面八方荡开去。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认得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不认得”的时候,这三个字像刀片一样刮过我的喉咙。
“沈怀瑜”收回手,揉了揉被我抓红的手腕。她没有再追问,只是拿起那支簪子,重新收回袖中。她的动作很从容,可她的目光从簪子上抬起来时,在我的脸上停了一下。
那一下很短。可就在那一下里,我分明看见她的眼底亮了一亮——不是泪光,是某种更接近于确认的光。像是她一直悬着的一颗棋子,终于落了盘。
她在试探我。方才那句话不是担忧之下的顺口一问,而是早就准备好了的。这支簪子,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拿去给吴嬷嬷看。她真正要找的那个人,是我。
她知道了什么?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她不像以前那些“沈怀瑜”。以前那些“沈怀瑜”,有的怕我,有的躲我,有的想要讨好我。可没有一个人拿过什么东西来刺我。她们以为这座宅子里最危险的是太太,是吴嬷嬷,是那些无处不在的规矩和杀机。她们不知道,真正危险的人,此刻正坐在她们对面,端着打翻的茶盏,强忍着颅骨里翻涌的钝痛,对她们温柔地微笑。
而她——她好像看见了。
“妹妹冒失了,”她说,声音恢复了恭顺,“不该拿这簪子来打扰姐姐。想必这几日为抄经的事费了心神,妹妹看姐姐脸色不太好。”
“不碍事,”我把袖口理好,“抄经抄得累了些,加上这几日没睡好。吓着妹妹了。”
“岂敢,”她站起身来,“妹妹这就去佛堂,替姐姐把今日的经文也都抄了。姐姐就好生歇一日吧。”
我没有拦她。
她走出亭子,下了台阶,走上那条被雨水冲刷得发亮的甬道。月白的背影在栀子花丛中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被一道月洞门吞了进去。
我坐在凉亭里,茶盏翻了,裙摆湿了一大片。
我看着裙上那块深色的水渍,茶水的颜色正一点点往外洇,把杏子黄的缎子染成了赭褐色。杏花开完了,海棠也开完了,栀子花正在开。一年一年,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我在这园子里看了无数个春天,从来没有觉得哪一种花香令人这样烦躁过。
然后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那支簪子上,被划掉的字究竟是什么?
我闭上眼,试图重新捕捉方才那一瞥之间看到的轮廓。那几道笔画的走势,那个被刀尖刮得凹下去的玉面。是七道线——横,竖,横折,横,竖提,撇,捺。
“雪”。
是一个“雪”字。
那支簪子上,刻的是“雪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