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七年,山东济宁东南六十里的鲁桥镇上,一个男娃呱呱坠地。没人想得到,这孩子将来会让倭寇闻风丧胆,更没人想得到,他老婆比倭寇更让他害怕。
一、戚家小院,1528年
嘉靖七年,腊月。鲁桥镇的一处小院里,接生婆掀开门帘,朝院子里一个五十六岁的人喊了一声:“恭喜戚爷,是个小子。”
院子里站着的那个人叫戚景通,那年五十六岁。五十六岁才得了第一个儿子——搁在今天,都算老来得子;搁在明朝,那简直是祖坟冒了青烟。戚景通这辈子娶过两房妻子,原配张氏多年不育,继娶王氏也没有动静。他本来已经认命了,觉得戚家传到这一辈就该绝后了。没想到老天爷给他开了个玩笑——在他五十六岁那年,给了他一个儿子。
他抱着那个皱巴巴的男娃,手都在抖。
“取什么名字?”王氏躺在床上,虚弱地问了一声。
戚景通想了很久。他家是武将世家,从朱元璋打天下时就跟着,六世祖戚祥跟着大军西征,战死在云南。从那以后,戚家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传了一辈又一辈——传到他这一辈,除了一个空头衔,啥也没剩下。他有官职,做过江南漕运把总、都指挥佥事、神机营副将,但官场上不会钻营,不会送礼,一身的本事全烂在肚子里。告老还乡的时候,除了几箱书和几件旧衣服,啥也没带回来。
他看着怀里的儿子,说:“继光。”
王氏问:“什么意思?”
“继承祖上荣光,光耀门楣。”
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认真。但王氏知道,戚家的“祖上荣光”早就没了。不过她没再问。
窗外北风呼啸。戚景通抱着孩子站在窗前,喃喃地说了一句:“这小子将来要袭我的职。”
婴儿哭了一声。那一声哭得中气十足,整条巷子都听见了。邻居赵老头趴在外头听了一耳朵,回去跟他老婆说:“老戚家那个娃,嗓门大得像打雷。”
二、福建海边,同年
戚继光出生那年,福建泉州那边,有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正在海边练剑。
那年轻人叫俞大猷,字志辅。他从小爱读书,读《易经》,读兵法,读出心得来还不过瘾,专门跑到泉州城外的清源山上,拜赵本学为师学兵法,又跟李良钦学荆楚长剑。白天读书,晚上练剑,练到手上全是茧子,漆都磨掉了。
有一次他蹲在沙滩上画八卦图玩。海浪哗一下冲上来,图没了。他退后几步,重新画。海浪又冲上来,又没了。如此反复了五六次,旁边几个渔民蹲在礁石上看热闹,交头接耳:“这人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俞大猷不理他们。他在研究兵法里的奇正虚实之变,认真得跟考科举似的。他有一种理论:打仗靠的不是蛮力,是脑子。《易经》里的阴阳变化,搁在兵法上就是阵型转换、虚实相生。把《易经》搞懂了,打仗就赢了一半。
这个理论后来被证明是错的。打仗光靠脑子不行,还得靠刀。但他后来把理论和刀结合起来了,就成了大明数一数二的名将。
嘉靖十四年,他中了武举人,被派到金门去做守御千户。千户这个官不大不小,管着千把号兵。但他的兵全是老弱病残,连刀都拿不稳。俞大猷上任第一天,站在校场上点了一遍名,发现三分之一的人没来——有的回家种地了,有的去做买卖了,有的干脆就挂个名领粮饷。
他问副手:“人哪去了?”
副手说:“回大人,都在家里呢。”
俞大猷:“那他们什么时候来?”
副手想了想,说:“发饷的时候。”
俞大猷沉默了。他站在金门岛的海边,看着波浪拍打礁石,感觉自己的理想也像沙滩上的画一样,被冲得一干二净。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这个千户的位子,一做就是好几年,连倭寇的影子都没见过。他最大的烦恼不是打仗,是午睡起来口干舌燥,连一杯凉茶都没有。
三、北京紫禁城,严嵩的世界
同年,北京。
严嵩这一年六十八岁,已经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他是江西分宜人,中过进士,当过庶吉士,这些年宦海沉浮,从北京到南京、从南京回北京,职位换了五六个,唯一没变的是那张写青词写得比谁都漂亮的桌子。
青词是什么东西?嘉靖皇帝喜欢炼丹修道,每天在西苑的丹房里吞云吐雾,跟神仙聊天。青词就是写给神仙看的文章,写在青色的纸上,烧给天上的神仙,求神仙保佑皇帝长生不老。谁写得好,谁就能在皇帝跟前得宠;谁写得不好,谁就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严嵩写青词的功夫一等一,工整漂亮,辞藻华丽,华丽到连神仙看了都得拍手叫好。
但严嵩真正起飞,要等到十多年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他入阁拜相;二十八年,正式入值文渊阁,成为内阁首辅,把持朝政二十年。那时候他才真正开始贪、真正开始坏、真正开始让天下人戳着脊梁骨骂。
而在这个年头,他只是个混得还不错的老头子。每天在内阁里坐着,批批公文,写写青词,偶尔陪皇帝在西苑散步。有时候他站在回廊上,看着远处丹房里腾起的烟气,心里盘算着一件事:怎么把当前的恩宠变成永久的权势。
他的儿子严世蕃比他聪明多了,就是他爹那点小心思全写在脸上,有朝一日严家倒台,搞不好就坏在这小子手里。这不是预测,这是预言。
四、父与子
戚景通告老还乡,回到登州以后,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儿子身上。
说“告老还乡”是好听的,不好听的说法是:他在官场上干不下去了。这个人有个毛病——太正直了。别人送礼,他不收;别人巴结上司,他学不会;别人贪污粮饷,他看了生气。这种性格在明朝官场能活下来就是奇迹,更别提升官发财了。嘉靖十九年,他实在看不下去那些蝇营狗苟的事,索性辞了官,回登州老家养老去。说是“以终养老母为由”,但老太太早没了,这不过是个体面的借口。
老爷子回到家里,看着自己这个迟来的儿子,心里又爱又怕。爱的是这娃是个好苗子,聪明、好动、有股不服输的韧劲;怕的是这娃万一养歪了,戚家几代人的香火就断在他手里了。
所以他对戚继光极其严格。严格到什么程度?有一次,少年戚继光穿了一双丝面的鞋子在院子里走过,戚景通一眼就看见了,脸色顿时沉下来。他把儿子叫到跟前,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斥:“小小年纪就穿这样的鞋,将来当了将领,是不是要贪军饷?是不是要克扣士兵的口粮去养活你的奢侈?”
戚继光低着头,一声没吭。
戚景通命他把那双丝鞋换掉,换上普通的布鞋。这种事在他的童年时期发生了无数次。吃饭不能挑食,穿衣不能奢侈,读书不能偷懒,练武不能怕吃苦。戚景通教他《孙子兵法》,教到他背会为止;教他骑射,教到他拉满弓不手抖为止;教他做人,教到他脑子里刻进“保境安民”四个字为止。
戚继光有时候觉得他爹太啰唆了。一个训话能说半个时辰,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你是戚家的后人,你身上扛着祖祖辈辈的牌位;你将来要袭职,要做官,要带兵;带兵不能光靠拳头,要靠脑子,还要靠良心。
戚继光听得耳朵起了茧子。但他记住了两句话。
第一句,是他爹问他的:“为将者,当以什么为己任?”
戚继光答:“保境安民。”
第二句,是他爹后来沉默了很久才说出来的:“我也没做好。”
讲这句的时候,戚景通脸上的表情很奇怪。不是惭愧,不是遗憾,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苦笑。好像在说——“我说的这些道理,我自己一条都没做到。你看我这一辈子,有什么出息?你有什么资格教别人?”
戚继光那时候还不太懂。等他懂了的时候,他爹已经不在了。
五、少年的弓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戚继光十五岁。
这一天,戚景通带着儿子到了院子里,指着墙根下挂着的一张弓,说:“拉。”
那是一石硬弓。一石是什么概念?现代的健身房里能把所谓“大力王”累到吐血的器械,一石弓拉满大概需要一百二十斤到一百五十斤的力气。普通成年男人能拉开半石就算不错了。
戚继光活动活动肩膀,走过去摘下弓,试了试弦。弦绷得紧紧的,他拉了拉没拉动。戚景通在旁边看着他,面无表情。
戚继光深吸一口气,调整了一下姿势——腰背挺直,两脚分开,左手推弓,右手引弦。胳膊上的青筋暴起来了,脸涨得通红,但他一点一点地,把那把弓拉开了。满弓。
弓弦“嘣”的一声响了一次,他松手放弦,“哗啦啦”的一阵响过,箭矢瞬间射出去正中靶心。动作一气呵成,没有任何犹豫和顿挫。
戚景通站在门口看着,嘴角动了动。他想笑,但忍住了。最后他还是没忍住,嘴角弯了一下——那是他这辈子为数不多的笑。
他从儿子手里接过弓,看了看弦,又看了看靶心,没说什么,转身进了屋。
但在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突然对戚继光说了一句:“你比你爹强。”
戚继光端着碗愣住了。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后来他一直记得这句话,记了四十多年。
六、父亲的死,1544年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戚景通七十一岁。他一年比一年老,身体一年比一年差。但他有两件事始终放不下:一是儿子的前程,二是戚家的世袭职位。
按照明朝的制度,戚家的指挥佥事是世袭的。他死了,位子就该戚继光去袭。但这个袭职没那么简单——不能人在家里等着朝廷发文,得亲自到北京办理手续,来回奔波几百里路,要人证、要物证、要一堆弄不清名头的公文,少一样都不行。
戚继光准备好了一切,凑了路费就准备上路。但这路费怎么凑的?家里穷得叮当响。戚景通告老还乡这些年,几乎没攒下什么积蓄。戚继光把家里的房子卖了,才堪堪凑够去一趟北京的路费。
戚继光带着那点银子,从登州出发,一路北上。
他走的那个秋天,戚景通已经病了。但老爷子没跟儿子说——怕他分心。父子俩在门口告别的时候,戚景通没说实话,只说了句:“快去快回。”
戚继光走出很远,回头看的时候,还看到他爹站在门口,像一棵老树。他转过身,继续走。
戚继光正在北京办理袭职手续时接到父亲病危消息,他以极快速度赶回登州,但到家时父亲已经去世。
嘉靖二十三年,戚景通过世。死的时候,“家徒四壁,惟遗川扇一柄、卧内一榻”。一把扇子,一张床,什么都没留下。安葬的费用,全是借来的。家人四处告贷,东拼西凑,才勉强置办了一副薄棺装了尸首。
操办完丧事后,按制度袭职。
那年戚继光十七岁。
他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七、那一跪
丧事办得寒酸至极。家里的积蓄本来就没几个,如今更是彻底掏空了。棺材是借的钱买的,白色的丧幡是裁的旧布自己缝的,来吊唁的人寥寥无几。最后一锹土盖上的时候,孝子跪在坟前,脊背绷得笔直,弯下去磕头,三叩之后额头贴着地面,半晌没有抬起来。
戚继光跪在坟前,泥地刚下过雨,湿漉漉的,膝盖下面是水洼。他抬头看着那堆新土,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一件事:他在北京办袭职手续的时候,他爹正一个人在家里咽气。他不在跟前,他爹走的时候,身边没有人。
他跪了不知道多长时间。有人来拽他,把他架起来,他就站起来了。
他最后看了一眼那堆黄土,攥紧了拳头。
戚继光后来从不跟人说他爹死的这天。别人问他,他沉默。沉默的意思比任何话都明确——有些事不用提,刻在骨头里了。
袭职的流程他走完了。登州卫指挥佥事的铜印从理论上讲是他的了。但是,他爹最后交代过什么话吗?
没有人传给他。
八、登州卫,走马上任
戚继光袭了登州卫指挥佥事,上任那一天,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走进登州卫的大堂。铜印摆在托盘里,主官冷冷清清地坐在一旁,是兵备道派来的一个文官,大腹便便,坐在椅子上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文书,像读天书一样皱眉看了一会儿,觉得手续齐全、印章齐备,签字画押,交接完毕,然后打发下属去沏茶。
“戚继光,接印吧。”
戚继光双手捧起铜印,沉甸甸的。他看了一眼,上面刻着几个字——“登州卫指挥佥事之印”。
他爹摸过这方印,他爷爷摸过,他祖爷爷也摸过。现在轮到戚继光了。
接印交接也就半个时辰——泡两杯茶,喝半壶,签几份文书,文官嘱咐几句好好干之类的话,人就算上任了。胖文官捏着文书走了以后,戚继光一个人在官厅里坐了很久。窗户透光,一方灰尘在斜照里慢慢飘落下来。他把那枚铜印攥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好像琢磨着这玩意儿将来到底有什么用。
后来他知道了。这方印,能调兵、能练兵、能打仗、能杀人。但也能被上司当抹布使。
戚继光上任第一天,第一件事不是点卯,是去校场看兵。他带着一个亲兵(不是胡守仁,胡守仁还没出场),走进校场,愣住了。
校场上的景象有点像破败的集市。稀稀拉拉站着几十个人,说是兵,都不太像兵。个个面黄肌瘦,军服补丁摞补丁,挂在身上晃晃荡荡的,手里的刀枪比烧火棍还锈。武器架子上长了一层霉斑,东倒西歪歪着。满编的登州卫,按编制该有几千号人,现在站在校场上的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戚继光转头问副将:“人呢?”
副将姓赵,四十多岁的老油条,笑起来脸上褶子能夹死苍蝇。他挠挠头说:“大帅,回家种地了。”
“种地?”
“朝廷不给足粮饷,营里又没仗打,谁愿意当兵?有门路的都跑了,剩下这些是跑不掉的。”
戚继光咬着牙:“给我把人找回来。从今天起,我练兵。”
赵副将还是挠头:“大帅,您练兵?这些兵连左右都分不清,全军列队,别人往左转他往右转,一转身就撞个满怀。怎么练?”
“分不清就教。教不会就练。练不会就揍。”
赵副将看着这个十七岁的年轻人,嘴里没说话,脸上已经挂上了一副“你又来这套”的表情。他见过太多这种新官上任三把火的主儿,头两天喊得震天响,过半个月就跟打了霜的茄子似的蔫头耷脑,三个月之后就跟着老兵油子们一块儿摸鱼。
他觉得戚继光也差不到哪儿去。
但戚继光没有。他是来真的,认真到可怕的程度。他让人去各村各户把逃兵找回来,找不回来就重新招人,哪怕是一个一个抓也好过光杆司令。他定下规矩:每天五更起来,先跑十里热身,然后练队列,然后练刀枪,天黑才歇。偷懒的打,考勤迟到的打,逃跑的打断腿——这话不是说着玩的。
这些规矩后来被写进了《纪效新书》,成了戚家军(这支新军日后在民间被唤作‘戚家军’,军中文札不以此自称。)的铁律。但在当时,登州卫的兵们没有想那么多。他们给戚继光起了个绰号——叫“疯少帅”还是“戚疯子”?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将来要让这群乌合之众上阵杀敌,光靠发狠是不够的。
戚继光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他只知道一件事:他爹没能走完的路,他来走。
戚继光在登州卫练了半个月的兵。赵副将的评价是:
“大帅,您倒是练得起劲,问题是——倭寇在浙江福建呢,咱们山东太平得很。您练好了兵打谁去?”
戚继光说:“倭寇不会只在浙江福建待着。”
赵副将笑了笑。
笑到一半,有人走进来在他耳边小声说了一句什么,赵副将的脸色就变了。他斜过眼看向戚继光,那目光像看一个刚捅了马蜂窝的人。
戚继光不知道赵副将听到了什么。他只知道,比逃兵更让他头疼的一件事,正在不紧不慢地朝他的方向靠拢。
他未来的老婆。
读《明朝那些事儿》时,看到戚继光百战百胜、热血沸腾,也被王氏的空城计震撼到,心中忽然生出无限感慨。于是又去深度搜索了一些细节,想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便是我动笔写这部小说的最初起因。我不是学历史的,文中难免有误解之处,恳请读者见谅。
另外,史书中女性大多以“姓 氏”称呼,此处暂且不去深究缘由。我想给戚继光的妻子王氏取一个名字,王贞娥?王月华?结合她的人生经历,冒昧地选用“王贞娥”,在后文中以此名代指王氏。这纯属文学创作,切莫当真。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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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少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