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记事 第10章 老女人

女人她端坐在外滩一家露天咖啡馆外面，点了一杯咖啡。

一杯咖啡，要一百四十多块。如果在平时，她肯定不会花一百多块喝那样小小的一杯饮料。

瓷白色的小圆杯子，棕黑色的饮料和杯沿相接的地方有大大小小的棕色的泡泡，细细密密地纠缠在一起。

外滩上都是人。密密麻麻的，一眼望过去，全是黑压压的人头。一大片黑色的人头组成的海洋波动着，以一种极其缓慢的速度向前涌动。

她本来想要逛一逛外滩的。但这许多的人令她感到一种恐惧。

这是她人生里的第74个大年初二。在她人生度过的前45个春节，她都与自己的父母在走亲访友中度过。后29个春节，她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和她的猫一起听鞭炮的声音，重复地看电视里各个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从中央电视台一直看到各个地方台，从早上七点她起床一直播放到晚上十点她上床睡觉。她妄图从电视屏幕里的载歌载舞中获得一种节庆日的热闹。

去年，她的老猫也死了。花了她半年的工资做了各种手术，吃很多的进口药，也还是回天乏术。她决定不再养猫了，因为她剩余的岁月可能不足以陪伴另一只猫走完从幼猫到老猫的生命路程。随着年纪的增长，她近几年总是重复地做同一个噩梦。梦里，她瘦骨嶙峋的猫在屋子里疯狂地寻找食物和水，猫砂盆里已经堆满了粪便和干涸结块的尿液。而她的尸体倒在地上，已经膨大，散发出阵阵恶臭。

死了倒也好。她于是这样默默地想。是要死在她前面才好。

一对说着东北话的年轻夫妻坐在她右手边，带着两个年纪相差最多2、3岁的小孩子。两个大人给自己点了咖啡，给两个小孩子点了两杯奶棕色的饮料，颜色看起来像她小时候喝的阿华田。他们在讨论第二天去迪士尼的行程规划，两个小孩“啊啊”地叫着，手舞足蹈，为第二天的行程感到无比兴奋。

在他们这个年纪，世界像一个巨大的闪着光的游乐场，未来无边无际。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都还没有纠缠上这些幼嫩的灵魂。丑姑娘和笨小子一样地快乐。

她有些茫然。她对春节的映像还停留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只记得春节时上海这座往日人头攒动的城市会突然间变得空荡荡地，车来车往的马路突然间空旷起来。她和父母坐在一路畅通无阻的车上，前往一家又一家的亲戚，拜年，交换红包，吃点放在铁皮饼干盒里的并不好吃的巧克力和花生糖。她母亲每年都会对空旷的路段发出相同的感慨。“这些外地人不要回来就好了。”这个上一辈的上海女人会这样带点刻薄地许下她的新年愿望。

现在这个充满了各地的口音，塞满了来自全国各地游客的城市显然让她有些无所适从。她好像被抛弃在了社会前进的浪潮之外，对新兴起的时髦的庆祝节日的方式产生一种无法理解的荒诞感。

她的人生似乎在36岁那年就停止了。36岁那年，她从英语文学翻译的岗位退下，深知自己的文学功底与语言天赋不足以支持她在这条道路上崭露头角。她换了一家离家非常近的家居装饰公司，在里面担任老板的秘书。老板是一个黝黑脸皮，一脸坑坑洼洼，说话起话来皮笑肉不笑，仿佛偏瘫的男人。他在自己办公室门外安装了一个巨大的涂成金黄色的黄铜铃铛，正对着她的办公桌。她一抬头就能看到这只巨大的象征着权力的铃铛。铃铛响三下，就是他需要她为他倒水；铃铛响两下，意味着他需要的是咖啡而不是水；铃铛响一下，就是他有工作上的事情需要找她讨论。在那里工作两年以后，她变得好像巴甫洛夫的狗，一听到铃铛的响声就有一股想要倒水的冲动。

这个黑脸皮的男人常年一副不堪重负的模样，为自己一个人要养活一整个公司而长吁短叹。他为自己给全公司16个员工（有时多有时少）提供了生计而感到一种沉重的压力，觉得自己是这些人赖以生存的重要依仗。仿佛若是没有他，这些可怜的员工就全部都要去大街上吸风饮露。他在这种沉重的压力中又生出一种舍我其谁的价值感和荣誉感来，感受到了自己生命存在的巨大的重要性。

她在这家家居装修公司一干就是34年，每天除了倒水就是对着屏幕处理一堆乱七八糟的数据，一切老板觉得不值一提又说不出应该由哪个具体的职能岗位去负责的事情都由她处理。通常这些事情都非常简单，也没有时间上的要求，可以一边听着音乐一边缓慢地的处理。

她的大脑在这些简单重复的工作中逐渐迟钝。仿佛过了一定的年岁，没有专业上的精进，人就逐渐地陷入一种认知上的下沉。她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结过婚，作翻译的时候还时常研究文学与语言，自从转当了秘书，似乎连任何有价值的思考都不在有了。

她的人生停滞在36岁那年。而36岁的她与22岁大学毕业那年并没有多少的变化。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对人生的感悟。她生命中有意义和价值的一切仿佛都停滞了，往后的日日夜夜，年复一年，周围来来往往的人，发生的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都仿佛一场空洞的皮影戏，与她产生不了任何深层次的连接与互动。

走马观花。她仿佛一个安静的观影者，以一个观众的姿态冷眼旁观这个巨大的世界和形形色色的人。仿佛他们是这场沉浸式戏剧中全身心投入的演员，而她早已失去演出的热情，只是在一种淡然和麻木中等待戏剧的落幕。

她就在这样一种一成不变中被时间推着逐渐走向衰老和死亡。

年轻时纷飞的心绪，铺天盖地的渴望，漫无边际的期待逐渐沉淀为一种弥漫着衰老气味的无知无觉的麻木。她以一种认命般的温和的态度对待命中注定的失败和平庸。

在她转行做秘书之后的第二年，她的父母以一种令人措手不及的速度衰老。她的父亲逐渐丧失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体面和认知。他不再关注个人的卫生，抓过油腻腻的食物而油光泛亮的手只随手拿块抹布擦擦就算了事。有一次他甚至试图直接用手抓着女儿和妻子为他准备的生日蛋糕塞进嘴里，在妻子的反复提醒下才想起来可以用蛋糕店附赠的塑料叉子。他在家里频繁地走动，脚后跟跺地，发出巨大而响亮的“咚咚”声。更多的时间他只是歪在沙发上打盹儿，发出响彻整个房间的粗重的呼吸声，仿佛一只行将就木的巨大的老狮子。他的妻子则配合着他衰老的速度，以一种温和慈爱的目光照顾和注视着自己老去的丈夫。她也老了，但女性总是比男性更能承受生命中的痛苦和打击，哪怕这种痛苦和打击来自不可避免的衰老，伴着生命倒计时的钟点声。她依然保留了些许年轻时的活力，但不再愿意出门和社交，对一切曾经感兴趣的事物都逐渐地丧失兴趣。她与她的丈夫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决定一同蜷缩在自己的小窝里，面对不可避免无可挽回的衰老和死亡。

她就这样被家中四处蔓延的衰老和腐朽的味道侵蚀了，被同一屋檐下的另外两个人一同卷入衰老散发出的令人沉闷，窒息的气味中。

70岁那年，兑现了自己要养活员工的承诺，一直雇佣了她34年的黑脸皮老板因为中风骤然摔倒在黄铜铃下。一个月后，他在医院的病房中于昏迷中安然离世。他正值壮年的儿子继任公司的老板，在上任的第一天就解除了与她的雇佣关系。听说现在她曾经的工位上坐着一名刚从职业学校毕业的妙龄少女，穿着鲜亮的裙子，每天到岗的第一件事情是对着小镜子认真而着迷地涂粉底液和口红。那只巨大的黄铜铃铛依然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以不同的响声表达老板对秘书不同的需要。听说那位儿子在父亲的基础上，又针对不同的铃声想出了许多的含义，方便他通过铃声下达不同的指示。新来的秘书小姐每天认真地聆听铃铛的响声，在心里默默计数。据说黄铜铃现在最多可以摇响30下，一长串的轻轻重重的铃声仿佛在狭小的办公室里奏响的歌。

她从此彻底与社会脱节，和一只老猫在家里相互陪伴。

并无所谓，她想。东北迪士尼一家已经牵着手离开了。母亲牵着女儿，父亲抱着儿子。

她轻轻抿了一口咖啡。

苦的。

十来分钟前还滚烫的咖啡在寒冷的冬日里已经迅速地冷却了。

她留下还剩下大半杯的咖啡，摸了摸左眼角凸起的一颗小黑痣，起身融入滚滚的人潮。

在密密麻麻的，欢欣热闹的仿佛一锅沸腾的水一般的人群中，她带着一脸茫然的欣喜望着两边庞大华丽带着点洋气的建筑。

南京路的步行街好像永远都保持了同一个味道。这些年间也有新开的店铺和新竖的招牌，透着五颜六色的光的网红打卡点挂着密密麻麻廉价的塑料装饰，平白里透出一种荒谬来。然而和平饭店还在，通过诸多文学电影的塑造，好像透过那一扇扇的透明玻璃门和门前穿着制服的门童就可以感受到一种精致的，老牌的上海风情；透过宝大祥童装巨大永恒的蓝色招牌仿佛可以看到一代代在上海这个城市吃着油条大饼长大的童男童女；沈大成的糕点铺外依然挤满了人，里面带着口罩的中年本地营业员依然一如他们的前辈，坚持用上海话和所有的外地游客进行沟通。这些上海的标志性建筑物好像会永恒地竖立在那里，在一代代人的更替中继续延续城市的风情和气味。

一切好似从未变化，一如往昔岁月。

她的□□已经衰老，曾经紧实光滑的皮肉松松夸夸地耷拉下来，仿佛轻轻一扯就会像棉絮那样从骨头上分离开来。她的面孔皱巴巴的，两条深得仿佛刀割的法令纹一直延伸到下巴。眼珠昏黄。一副行将就木的躯体。

她的头脑像一台腐朽的机器，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明显出现了退化的征兆。她变得迟钝，健忘，无法吸收新的知识，也看不懂网络上年轻人新兴的词语。她逐渐地与外部的世界割裂开来。昏沉的大脑为她构筑了一层温和柔软的保护膜，将她包裹其中，与冷冽锋利，充满变化与动荡，新奇而具有无限可能的外部世界分割开来。

于是她觉得自己也好似没有变化。数十年的光阴一晃而过，而她依然可以清晰地记起38年前从英语文学翻译岗上离职时心里的痛苦和不舍，一种终于明白自己天赋的上限后面对生活无可奈何的放弃。她在少女时代的某一个大年初一的清晨醒来，床头摆着新年走亲戚要穿的新衣服。一件深灰的羊毛衫和一条灰色的羊毛裙。她觉得室内有些闷热，于是倾过身体将窗户推开一小条的缝。于是冰冷清爽的空气涌进室内，半透明的白纱窗帘在明亮的阳光下飞扬起来。一切都显得那么干净漂亮，而冬日的阳光在一片寒冷和萧瑟中又尤其地显出那种灿烂的金。

一切都如在昨日。可她已从一个窈窕的少女成了暮年的老妇。

可是时间没有重量。从来也不会有人觉得自己经过这么多年的生活，已经活得足够的长。□□可以老去，灵魂永会不衰老。

一小束火红的玫瑰突然横在她眼前。没有花里胡哨的包装，只在根部拿一根土黄色的橡皮筋扎了起来。几只开得正艳的红玫瑰没有经过多少的修剪，花苞下留着长长的茎秆，密密丛丛的长满了叶子。扑面而来的美丽和蓬勃的生命力量。

她抬头，看到一个近乎两米高的男人，在寒冷的冬日穿着一身规矩的黑色西服，带着一顶夸张的黑色礼帽，站在张小泉剪刀店的外面，略略弯着腰，向她递出这一束花。他面上画着夸张的油彩，是西方小丑的扮相，一只大红鼻子，夸张的红嘴巴和惨白的脸。但从面部骨架来看，应该是个东方血统的男人。

她犹疑着从小丑的手里接过花儿，从心眼儿里觉得自己的动作迟缓而愚笨。

穿黑西服的高大小丑耐心地举着右手等着她接过玫瑰，绅士得令人想起古老西方的贵族。他的左手里怀抱着更大的一束红玫瑰，仿佛一团跳跃的火焰。

她举着玫瑰，拐进前面的一条小路，与黑压压的人群分离开来。

小巷的两边是两排的连栋的老旧居民楼，底下一层开小饭店，上面住人。

她的脚步逐渐轻快起来，一如少女时代因为某个男孩送来的带着晨露的花儿而开心了一整天的时候。

一只麻雀从头顶飞过，她抬起头，看到对面居民楼的二层，一个小女孩推开了窗,朝外面探出了头。半透明白纱的窗帘被风吹得飘扬起来，金的阳光落在如梦如幻的白纱上，落在女孩儿充满着朝气的年轻的脸蛋上。

她看到女孩儿的左眼角上有一颗黑色的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