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事业史 第5章 第五章民国初期的新闻事业

第一节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

一、民国临时政府的新闻政策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大清报律》等法规，无形中被废除了。新建立的政权机关在其所颁布的法令中，一般都写上了保障言论出版自由的条款。1911年10月16日，湖北军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中规定，允许“人民自由言论著作刊行并集会结社”。在《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江西临时约法》中也有同样的规定。与此相应，各地军政府当局对出版发行也都采取支持的态度，一时出版许多报刊。1912年3月4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制定了《暂行报律)，在正式宣布废除《大清报律》的同时，与报界约法三章，基本内容为:①出版报刊必须履行登记手续;②“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应受惩处;③“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应受处罚。3月6日，上海报界俱进会代表十几家报纸专电南京临时政府表示坚决反对。3月7日，章太炎在上海各报同时刊出《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一文，指出立法之权在国会，内务部无权制定法律，且民国始造，杀人行劫之律未定而先定报律是本末倒置、孙中山知道此事后，于3月9日下令撤销《暂行报律》，指出:“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民因此后应否设置报律，及如何订立之处，当俟国民会议决议”。受

此影响，湖南、四川两省都督府也将类似律令撤销了。1912年3月12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人民群众的言论出版自由，第一次载入了国家根本**。

“暂行报律”事件反映了孙中山尊重舆论的办事策略，也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矛盾与斗争。当时强敌环伺，情况复杂，新生的革命政权临时政府刚刚建立，亟待巩固和加强，制定报律对新闻事业进行适当的管理和约束是完全必要的。上海报界俱进会电文所说“是欲袭清廷之故智，钳制舆论”，显然言过其实，章太炎的论文意气用事，想借机反对孙中山和临时政府。也有人是从“绝对新闻自由”的观点出发，反对任何报律。这表现出当时资产阶级新闻界思想还很幼稚，不懂得那种“自由”的实质和危害。

二、新闻事业的繁荣与政党报刊的蜂起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给我国新闻界注入了新的活力。顷刻之间，新闻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武昌起义后的半年内，全国的报纸由100多家猛增至500家，总销量达到4200万份，这两个数字都超过了历史最高纪录。北京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新创办的报纸最多，有50家，以下依次是:上海40多家，天津35家，广州30家，浙江20多家，四川20多家，湖南11家，武汉9家，其他地方也出版了一些报纸。报纸的急剧增加，反映了在社会大变动期间人们对新闻的渴求。有的报纸为了抢时间，多发稿，增出午刊和晚刊，有的一接到电报立即印发号外。

在新出版的报纸中，有的是新成立的政权机构的机关报，如四田都督府的《都督府政报》、云南都督府的《云南政治公报》等:有的是新组织的政党的机关报，如国民党的《湖南民报》、共和党的《群报》等;有的是民国新贵资产阶级政客出资创办的为自己被吹的报纸，如尹昌衡在成都办的《西方报》、谭延闿在武汉办的《国民日报》等:有的是一些知识分子为发表自己的主张而创办的报纸，如章士钊在上海办的《独立周报》、黄晦闻在广州办的《天民日报》等;有的是“专对女界立言”，争取妇女参政的报纸;还有一些是商家为了推销自己的商品而创办的纯商业报纸。此外，新闻通讯社在这时也有较大的发展。武昌起义后的半年内，我国新闻界出现短暂的繁荣，有人称它为“报界的黄金时代”，特别是那时的政党报刊掀起了出版热潮。

民国成立后，在“政党政治”潮流的影响下，短时间内全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300多个政党。其中有不少只是昙花一现，有的有名无实。经过一段时间的分化组合，到第一届国会选举之前，基本上形成了同盟会-国民党与共和党-进步党两大系统。它们为了在国会中占有更多的席位，争相创办机关报来为自己宣传。

同盟会在1912年8月联合一些小党派改组为国民党，成为全国最大的政党。民国初年，同盟会-国民党系统的报纸遍布于各大城市。

由于历史的原因,《民立报》仍然被认为是同盟会-国民党系统的机关报。由于于右任等人出任临时政府要职,报纸的编辑工作由范鸿仙、徐血儿、邵力子等人主持。“二次革命”失败后,该报受到袁世凯的迫害不得不于1913年9月4日停刊。此外,还有上海的《天铎报》《太平洋报》《民国新闻》《中华民报》等,北京的《国风日报》《亚东新报》,天津的《民意报》《国风报》,等等。

这一阶段，共和党-进步党系统的报刊也遍布各地。主要有上

《庸言》等。海的《时事新报》《大共和日报》，北京的《国民公报》，天津的

同盟会-国民党与共和党-进步党对国内外一切事务的主张都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因而两党报刊也互相攻击，争论不休。争论的问题主要是:实行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实行“超然内阁”制、“人才内阁”制还是实行“责任内阁”制;□□对总统负责还是向国会负责;要不要向外国借款;建都于南京还是建都于北京;实行公元纪年还是实行民国纪年;要不要遣散民军等。实际上两党之间并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分歧，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权力斗争面已。它们之所以不惜工本大量办报，无非是为了壮自己的声威，在议会和政府中获得更多的席位和更大的权力。

除了对政治问题的争论外，两派报刊还互揭老底，互讦阴私。我骂你是“贼党”，你骂我是“贼报”，甚至发展到殴打报人、捣毁报馆。在北京，《国民公报》因攻击南京临时政府，同盟会方面的《国光新闻》等7家报纸的数十名工作人员便捣毁了《国民公报》馆，打伤该报主笔徐佛苏和蓝公武

在同一政党的各报之间，也经常争论和各行其是。例如，被视为同盟会机关报的《民立报》，就公开反对过孙中山建都南京和举办汉冶萍抵押贷款的主张。即使在同一报纸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意见也前后不一致。《民立报》于1911年11月2日曾发表《驳议和论》一文，反对南北议和;既而又毁版重排，另发一篇《檄文中之檄文》，支持议和。两种版本的报纸都流入社会，暴露了报社内部意见分歧，也损害了同盟会的声誉。

除了同盟会-国民党和共和党-进步党两大政党的报刊外，一些小政党、政治团体和个人也办起了不少报刊。自由党在上海创办了《民权报》，由戴季陶、何海鸣主编。该报以言论激烈闻名于世。像“以暴易暴，惨无人道，欲真共和，重在改造”和“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人狱，不是好主笔”这样的口号，便是这家报纸提出来的。《民权报》与同时在上海出版的《中华民报》和《民国新闻)，被人们称为“横三民报”。它们与《大共和日报》和《民立报》公开争论，成为当时的“激进派”报纸。中国社会党在上海创办了《社会日报》和《新世界》杂志，广州晦鸣学会创办了《晦鸣录》周刊，均因出版时间不长，仅在读者中稍稍留下一点印象。此外，康有为在上海办的《不忍》杂志，以君主立宪的卫道士的姿态，猛烈抨击民国成立后的政局，竭力为皇室复辟制造舆论。

总之，民国初期出版的政党报刊，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起到多少进步作用，反而促使了政局的混乱。

第二节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新闻事业

一、袁世凯对新闻事业的统治和反袁宣传

1912年3月，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袁世凯，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也随之结束。袁世凯打着共和的旗号，却用残暴的手段实行**统治。他迫害新闻界，捣毁、查封报馆和殴打、逮捕、驱逐、杀害报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在北京，袁政府的内务总长赵秉钧指使军警捣毁《中央新闻》报馆，绑走经理，主笔和工作人员11人。在天津，又勾结租界当局将《民意报》逐出租界。在武汉，副总统黎元洪捏造罪名相继查封了《大江报》《民新报》《民听报》《帝民报》《群报》《民哭报》《民言报》等6家报纸。《大江报》主笔凌大同被扣上“专取无政府主义”的帽子，由黎元洪下令斩首，并将头颅挂在城门口示众。在湖南，长沙《大汉民报》因对军人有所批评，报馆被旧军人捣毁;《岳阳日报》因对当地筹饷局的政策有所异议，就被当局查封，主笔被捕。在福建，福州《民心日报》因在消息中揭露了当地官吏的不法行为而被查封，发行人被通缉;《群报》也由于同样原因被封，总编辑被杖责收押，两名记者遭暗杀。在成都，《四川公报》《中华国民报》《蜀报》《蜀醒报》被当地军阀查封或唆使军人捣毁，《蜀报》记者朱山被扣以“企图炮轰都督府”的莫须有罪名斩首。令人不解的是,即使在同盟会-国民党掌权的地区，一些骤升高位的当权者也动辄封报杀人。原《中国日报》记者、民军总长黄世仲因对遣散民军问题有所不满，即被广东代理都督陈炯明杀害;广州《公言报》《佗城报》为黄世仲被杀鸣不平，发行人陈听香被杀害。王金发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后，纵容士兵将批评他的《越华日报》砸毁，殴伤该报工作人员17人，其中一人伤重不治而死。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谓新闻自由是行不通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在让出政权以后，企图靠报刊和舆论来维护共和，通过议会来监督政府、分享权力，无异于与虎谋皮。不久，他们的幻想就在袁世凯的**淫威下破灭了。

在1912 年底到1913年初进行的国会参众两院选举中，宋教仁领导下的国民党取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袁世凯看到自己的独裁统治受到威胁，便唆使赵秉钧派人于1913年3月20日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案情的真相被报刊揭露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终于认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这年6月，袁世凯又撤销了国民党员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的职务，并派军队南下镇压。为了推翻袁世凯的统治，再造共和，国民党发动了“二次革命”(又称“癸丑之役”)。江西、南京、上海、福建、湖南、广东、四川等省市或宣布独立，或起兵反抗，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袁世凯遂宣布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孙中山再次东渡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继续领导反袁斗争。

从宋教仁被刺到二次革命失败的过程中，国民党系统的报刊都以大量篇幅声讨袁世凯。上海《民立报》从宋案发生的第二天起,每天以整版篇幅连续报道宋案经过，刊登凶手的供词和袁党往来的密电等，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袁世凯就是刺杀宋教仁的元凶。《中华民报》发表题为《强盗政府》的社论，并在二次革命爆发后继续发行号外，报道各地宣布独立和反袁军事进展情况。《长沙日报》发表文章列举袁的 24条罪状。广州创办了《讨袁报》、一些报纸也出版了反袁专刊。即使是在袁世凯的巢穴-北京出版的国民党报纸，也不顾安危，发表了声讨袁世凯的言论。《民国报》撰文明确指出:*击宋君者非亡命之徒，乃吾人之政敌也。”《国风日报》发表社论猛烈抨击袁政府“谋叛，暗杀，卖国”，是“杀人政府”。一些非国民党报纸，这时也看清了袁世凯的嘴脸，加入了反袁宣传的行列。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为了实现独裁统治，对国民党系统的报刊和其他反袁报刊进行了大扫荡。北京、天津、武汉、广州、长沙、成都、福州、南昌、开封等地的国民党报刊全部被查封，有的主笔被捕。上海的《民立报》《民权报》《民强报》《天铎报》《国民日报》等国民党报纸因为在租界出版，不能直接查封，袁世凯便采取禁止在租界以外发行的办法，迫使这些报纸停刊。除国民党系统的报纸外，其他反袁报纸、报人也受到迫害。广州的教会报纸《震旦报》因言论激烈而被封，发行人康仲荦被杀。甚至连一向护中央”的《粤声报》《民治报》《公论报》也被查封，原因能怀疑它们与国民党的粤军有关联。北京(超然报》本是军阀办的报纸，但因撰文揭露黑幕而被查封;《正宗爱国报》编辑丁宝臣在一篇评论中说了“军人为国家卖命，非为个人卖命”等话语、而被冠以“迹近通匪，煽惑军心”的罪名枪杀。开封《民立报》编辑敖瘦蝉仅仅因为写了一幅悼念宋教仁的挽联“目中竟无拿破仑，宜公先死;地下如逢张振武，说我就来”即被枪决。

据统计，到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比1912年初的500家少了2/3，同时有大批报人受迫害。这段历史，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被称为“癸丑报灾”。

二、袁世凯对新闻事业加强控制

扑灭了二次革命，袁世凯不但**独裁，还想□□,为此，他采取多种手段加强了对社会舆论和新闻界的控制:

(一)创办御用报纸和收买报纸报人。自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立即着手创办和收买报纸:在北京，创办了《国权报》《金刚报》《亚细亚日报》;在上海，接办了《神州日报》;在广州，接办了《时敏报》;在长沙，创办了《国民新报》(后改名《大中报》)。在这些报纸中，较有影响的是《亚细亚日报》和《神州日报》。《亚细亚日报》由帝制分子薛大可主编，丁佛言、樊增详、易实甫等任撰述，日出三大张，是御用报纸中影响最大的一家。二次革命期间，该报领衔发表所谓的《讨贼露布》，以后又连续刊登帝制分子劳乃宣和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古德诺鼓吹□□的文章，报道筹安会的劝进活动。袁世凯称帝期间，该报带头改用“洪宪”年号，称袁世凯为“今上”，记者署名“臣记者”。1915年9月，《亚细亚日报》增出上海版，遭到革命党人和爱国人民的强烈抵制，报馆两次被炸，勉强拖到1916年停刊。《神州日报》于1915年被袁强行接办，袁利用它原来在读者中的声誉为帝制自为张目，一时起到过蒙骗作用。袁党控制和收买的报纸不少。御用党公民党也在各地办了一些报纸。共和党-进步党系统的报纸在□□的阴谋暴露之前也基本上是亲袁的。此外，像北京的《国华报》《黄钟日报》《大自由报》《新社会日报》，上海的(大共和日报》和《时事新报》，长沙的《大公报》，广州的《华国报》等，也都被袁世凯收买。据不完全统计，袁世凯执政期间直接或间接收买的报纸在125家以上。他收买报纸和报人的手段很多，有的是一次付以重金，有的是长期发放津贴，有的则是零星施舍。

(二)制定法律、条例来限制言论出版自由。为了使摧残舆论的暴行合法化,袁世凯在执政期间先后颁布了《戒严法》《治安警察法》《报纸条例》《出版法》,对报刊的登记、出版、发行、言论、采访、编辑等活动横加干涉。《戒严法》和《治安警察法》都赋予警察机关以随时禁止报纸出版的权力。1914年4月颁布的《报纸条例》共35条,其中规定:禁止军人、官吏、学生和25岁以下者办报;报纸出版须到警察机关登记并交纳保证金;禁止报纸刊登“淆乱政体”、“妨害治安”和各级官署禁止刊载的一切文字;每天的报纸在发行前须呈送报样给警察机关备案。同年12月袁政府颁布《出版法》,对包括报纸在内的一切文字、图画印刷物都作了类似的规定。尽管法律已经十分苛细,各地官府在执行的过程中,又层层加码。如法律规定报纸在发行前须送警方备案,有的地方在执行中发展成了发行前的预审制度;法律规定交纳保证金是100元~350元,一些地方提高到700元,无力交纳者即勒令停刊;法律规定25岁以上的人才能办报,有的地方则改为35岁以上等。

(三)用暴力手段任意摧残报业、迫害报人。报刊、报人动辄得咎，即使噤若寒蝉，也会祸从天降。天津的《公民日报》《赤县新闻》《新天津报》，上海的《民国日报》《民信日报》《中华新报》《共和新报》，长沙的《湖南通俗教育报》等一批新出版的反袁报纸，都被扣以“逆报”的帽子查封或禁销。即使是原来拥袁的报纸，只要对□□发表了不同意见，也难逃劫难。像北京的《新社会日报》、上海的《时事新报》等，都被扣以“妨害治安”等罪名查封或禁邮。迫害报人的事件层出不穷，如北京《民主报》主笔仇亮、原《国风日报》主笔吴鼐、汉口《大公报》编辑余慈舫等，都是被冠以“暗助党人”“煽惑军心”等罪名杀害的。报人因言获罪而系狱的事，更是司空见惯。《大汉报》的胡石庵、《民立报》的张季鸾、《湖南通俗教育报》的何雨农、《四川新闻》的魏绰云、《警华报》的辛丹书等，都因触犯禁令而坐牢。至于受到传讯、申斥和各种处罚的人，那就更多了。

据统计，在1912年4月至1916年6月袁世凯统治时期内，全国报纸至少有71家被封，49家受到传讯,9家被反动军警捣毁。全国报纸总数始终维持在130~150家上下，形成了持续四年的新闻事业的低潮。新闻记者中至少24人被杀，60人被捕人狱。袁世凯给我国新闻事业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黄远生在《忏悔录》-文中曾痛心地说:“余于前清时为新闻记者，指斥乘舆，指斥权贵，肆其不法律之自由，而乃无害。及于民国，极思尊重法律上之自由矣，顾其自由不及前清远甚，岂中国固只容无法律之自由，不容有法律之自由乎?”①

然而，□□不得人心，大多数报刊都站到了袁世凯的对立面。最先起来反袁的是孙中山重组的中华革命党、老同盟会员和一些民主主义者所办的报刊。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在日本东京创办《民国》杂志和《甲寅》杂志，分别由胡汉民和章士钊主持笔政,进行反袁宣传。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主要言论机关是1916年1月22日创刊于上海的《国日报》，其次还有《中华新报》《共和新报》《长沙日报》等。它们都受到过袁政府的迫害，但反袁立场更加坚定。在袁世凯帝制自为期间，它们拒用“洪宪”年号，明确表态支持护**的武装斗争。就连原先拥袁、亲袁的一些报纸和报人，在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帝制的震撼下，也转而加入了反袁的行列。梁启超写了一篇反对□□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派人送去20万元请他不要发表，被梁启超拒绝。这篇文章在《大中华》杂志发表后，各报争相转载，影响很大。一些历来比较保守的报纸，如上海《申报》、香港《华字日报》等，也改变态度支持反袁。《申报》曾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袁世凯的贿赂，指责帝制活动是“无端自扰”,“实难赞同”。真正死心塌地为袁世凯称帝鼓吹的，最后只剩下《亚细亚日报》等几家御用报纸。

1916年3月，袁世凯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被迫取消帝制，接看于6月去世。反袁斗争取得了胜利，新闻界也得到短暂的复苏。

三、军阀**统治下的新闻事业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政局多变。这一时期的新闻事业也和政局一样，呈现出复杂的情况:既存在报界的堕落，又出现报界的希望。

1916年6月，黎元洪接替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通令恢复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被袁世凯破坏的共和制度和政党政治表面上又得以复生。1916年7月，内务部通告取消对《民国》杂志、《爱国报》等21家报刊的禁令，其他一些停办的报刊也纷纷复刊。与此同时，又创办了一些新的报刊，如国民党的《甲寅日刊》《中华新报》《东大陆民报》，进步党系统的《晨钟报》等。到1916年底，全国发行的报刊达到289种，比前一年增加85%。新闻事业又出现了一线转机。

然而新闻事业的复苏是短暂的，不久就被张勋复辟和段祺瑞专权所扼杀，段祺瑞击败黎元洪重新执政后，宣布袁世凯时期颁布的新闻法律继续有效，并从1917年5月26日起实行报刊邮电检查。1918年10月，又颁布了《报纸法》，以加强对新闻事业的控制。于是，从1916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四年中，全国至少有29家报纸被封，17名记者遭到枪杀或判刑。到1918年底，全国报刊总数由 289种降到221种，新闻界又处于被禁锢的状态中。

由于北洋政府实行言论禁锢政策，加上皖系、直系、奉系军阀轮番执政，各种政治势力明争暗斗，于是从属于各种政治势力的报人、报纸和整个报界，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怪现象。

首先，报人、报纸品格低下。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军阀、官僚和政客常以出钱办报和给报刊津贴等方式贿买报人、报刊来为自己作鼓吹。一些报纸沦为军阀、官僚和政客的附庸，谁给钱就替谁帮腔，为舆论界所不齿;有的报人将办报作为跻身政界的捷径，攀龙附凤，进行政治投机，混得一官半职;有的报馆为了牟取暴利，甚至把报馆的部分房屋腾出来开鸦片烟馆。

其次，报纸言论退化。自从“癸丑报灾”以后，由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实行言论禁锢政策，报纸、报人生怕因言论惹祸。有的报纸偶尔发表一些不痛不痒、无关大局的短评，不少报纸干脆取消了社论和论说栏目。

再次，出现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报刊。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都出版不少“有报无馆”的“马路小报”。它们往往在出报前夕,在旅馆开一房间，作为临时主笔房，发行所则在马路拐角的报影上;有的报纸连“斗室一间”也没有。许多报纸的发行量只有儿百份或一两千份，最少的只印三份:一份呈警察局备案，一份在自己的家门口张贴，还有一份送给老板交差。有的报纸是用套版的方法印刷的，即利用另一家报纸的现成版面，仅换一个报头重印几份而已，被人们称为“鬼报”。在广州，这样的“鬼报”就有好儿家，像《南方报》就是用《民权报》的版面套印的，《商权报》是用《总商会新报》的版面套印的。

但是，袁世凯和北洋军阀血腥的摧残，并不能完全阻止新闻享业的前进，这一时期的通讯社还是有了发展。我国的通讯事业在1913年到1918年的五六年内有了长足的发展，新创办的通讯社不下20家。如北京的北京通讯社和新闻编译社，上海的国民第一通讯社，武汉的湖北通讯社和武汉通讯社，长沙的湖南通讯社、大中通讯社和中华通讯社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它们的规模都不大，一般只有一两个访员，用复写或油印方式向有限的几家报刊发稿，大多靠官僚政客和资本家的津贴来维持，也有个别是自由撰稿人独立办的。在这些通讯社中，东京通信社是邵飘萍1915年7月在日本留学期间组织的，专门为京、沪报纸提供东京通讯。它曾率先向国内读者报道了袁世凯政府和日本政府秘密商议中的“二十一条密约”的详细内容，对国内的反袁斗争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新闻编译社是邵飘萍1916年8月在北京创办的。它以消息迅捷闻名，每天晚上发稿一次，内容有本社采写的消息和翻译的外电两部分，“每日总有一二特殊稿件，颇得各报好评”

第三节著名记者和报刊业务

一、黄远生

民国初期，由于各报加强了新闻报道，记者以获得独家新闻为能，报纸以发表精彩的通讯取胜，就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新闻记者，如黄远生、邵飘萍、刘少少、徐彬彬、林白水、胡政之、张季鸾等，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新闻学修养和办报经验，又有较好的中西学问基础和驾驭文字的能力，其中最为杰出的是黄远生和邵飘萍。

黄远生(1885-1915)，原名黄基，字远庸，远生是他的笔名，江西九江人。少年勤奋好学，曾在两年内连中秀才、举人、进±。1904年中进士后，获得“知县即用”资格，但他不愿做官，却东渡日本官费留学，专攻法律。1909年学成回国,清政府任命他为邮传部员外郎兼参议院行走和编译局纂修官。他不甘心“以极可爱之青年之光阴，而潦倒于京曹”，便经常为京沪报刊撰写国际时事评述。辛亥革命后弃官，全身心地从事新闻工作。

黄远生的记者生涯是从1912年创办和主编《少年中国》周刊开始的。之后，他又编辑过《庸言》杂志，并担任上海《时报》《申报》《东方日报》驻北京的特约记者和北京《亚细亚日报》的撰述，还经常为《国民公报》《论衡》《东方杂志》撰稿。他长于采访，勤于写作，以擅长写新闻通讯著称于世，是我国新闻通讯的奠基人。

黄远生的新闻通讯的特点突出表现在:

是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黄远生的新闻敏感性极强，他的报道很注意时效，这从通讯的标题就可看出，如《最近秘密之政闻》《最近之袁总统》《最近之大势》《最近之北京》等，他采访所得的材料，当时是新闻，今天成为信史。黄远生不仅善于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还能够注意其背后的信息，如1912年6月的《政界小风潮零记》，就在报道裁军问题的同时透露出萌芽状态的问题，即“恐怕大总统要做皇帝”的动向，预报了事务的发展。

二是报道重要的人物事件。黄远生报道的人物有孙中山、袁世凯、唐绍仪、陆征祥、熊希龄、梁士诒等，其中有总统、总理、内阁中的许多部的总长，他们是中国政府与中国政治的代表，黄远生善于抓住这些人物并从他们身上发掘重大新闻，如《记者眼光中之孙中山》写的是1924年孙中山和袁世凯在北京会谈，其中既反映了孙中山让权和志在建设的态度，也揭示了袁世凯“权谋百出，专以手段胜”的伎俩，同时还含蓄地告诉读者孙袁会谈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黄远生报道的重大事件很多，如袁世凯大借款、内阁接二连三倒台、外蒙古的独立、日本提的“二十一条”、武昌首义功臣张振武被杀等，这些事件是当时社会矛盾的反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远生的通讯是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

三是抓住具体的场景细节。黄远生的通讯善于抓住具体的场景细节进行绘声绘色的描绘，嬉笑怒骂，涉笔成趣，如《外交部之厨子》，写一个自前清到民国的外交部姓余的厨子，他“连结宫禁，结交豪贵”并花钱买了“花翎二品衔”。有一次外交部长官汪大燮在赴贺庆王宴会时，刚进门就“遥见厨子方辉煌翎顶与众客跄济一堂，愕然不能举步，厨子见汪大人来，则亦面发赧而口嗫嚅”。汪的惊诧，厨子的窘态，旧官场的**，跃然纸上。

四是语言通俗生动。黄远生提倡“以浅近文艺普通四周”,为此，他追求通讯语言的通俗和生动，他能把复杂的社会现象通过贴切的比喻表现出来，如《奈何桥上之大借款》说的是1913年袁世凯向六国银行团借款的事，此事的现状、发展、结果如何，一下子很难说清，但读者一看“奈何桥上”，一切也就明白了。《乔装打扮之内阁》《虎头蛇尾之国税厅》《春云初展之政局》《蝉曳残声过别枝之弹劾案》等也都同样形象生动、通俗易懂、意味深长。

此外，黄远生的政论也很出色，它继承了“时务文体”的特点而又以深刻见长，如《游民政治》就揭露了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中国社会就是人吃人的社会。此文还指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官僚之侵蚀如故，地方之荼毒如故”，今天不过是“去皇帝而代之以大总统”而已。这就是说，早在1912年黄远生就论述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这是很不容易的。

黄远生在新闻思想方面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对新闻记者提出的“四能”要求，即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他说:“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黄远生本人正是实践这“四能”的模范，所以他虽然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不长，却能成为名记者，被称为“报界之奇才”②。

黄远生曾为北京《亚细亚日报》写过文章，尽管他曾宣布脱离一切政党而独立，也曾对袁世凯的黑暗统治进行过无情的揭露和批评，但始终得不到国民党人的谅解。袁世凯准备□□的时候，曾对他进行多方拉拢。他为了摆脱袁的纠缠，于1915年9月避往上海，在报纸上刊登启事表明反对帝制的立场。12月初避往美国，又在报纸上发表反对帝制的声明。然而，就在他到达旧金山后不久，国民党美洲支部即派刺客将他枪杀，年仅31岁。他死后，其友人将他的文章收集整理，出版了《远生遗著》。

二、邵飘萍

邵飘萍(1886-1926)，原名振青，浙江金华人，13岁就中了秀才。1906年赴杭州，考入浙江高等学堂师范科。辛亥革命后期，他读了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的文章，萌发了“要做一个新闻记者的动机”和“新闻救国”的思想。于是，他就利用课余时间给上海《申报》投稿，被《申报》聘为通讯员，并参加了进步文学团体南社。1911年浙江宣布独立后，他怀着为民主共和而战的微情奔赴杭州，协助著名报人杭辛斋创办浙江军政府机关报《汉民日报》，任主笔并兼任《浙江军政府公报》编辑，从此开始了他职业报人的生涯。

1913年初，杭辛斋当选为国会议员，《汉民日报》交由邵飘萍主持。他坚持“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杀”的大无畏精神，撰写了大量论说、时评和随笔，抨击查世凯及军阀的专横跋扈，揭露贪官污吏的罪行。二次革命失败后被当局构陷入狱，《汉民日报》同时被封。1914年出狱后，他东渡具本相学，就读于东京政法学校。在此期间，他与同学潘公弼等创办了东京通信社。1916年春回国后，受聘于上海《申报》，《时报》和《时事新报》，主要撰写时评。袁世凯死后。《申报》聘他为雅京特派记者，从此北京就成为他进行新闻活动的舞台。

为了改变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我国之政闻”的状况，他于1916年8月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并以此为依托开展了有声有色的新闻采访报道活动。他每天都向《申报》发去新闻专电和内容较为详细的《北京特别通信》，对北洋政府的内政外交及国会的动态作出期实可靠的报道，成为有口皆碑的著名记者。1918年10月，他又在北京独力创办日报《京报》，自任社长，他以“铁肩辣手”为座右铭，以新闻报道为武器向帝国主义、军阀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他同时还兼任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讲师。1919年8月,京报》因揭露段祺瑞政府的卖国政策被封，邵飘萍再次流亡日本，出任大阪《朝日新闻》特约记者。1920年回国后恢复《京报》。

邵飘萍自称:“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兴趣，愿终身以之。”正是这种对新闻事业执著的追求和献身精神，使他在政治上紧随时代步伐，在业务上精益求精。他最擅长的是新闻采访，常常能够采访到别人所不能采访到的新闻。张季鸾曾称赞他说:“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①邵飘萍既办通讯社又办报纸，既精通采写业务又善于经营管理，既从事新闻实践又从事新闻教育，并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他在几所大学讲授过新闻学课程，还主张将新闻知识列为普通国民知识之一”。②所著《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1923年出版)，是我国最早的新闻采访专著之一。邵飘萍是我国不可多得的“新闻全才”，可惜他于1926年被奉系军阀杀害。

三、其他著名记者

这一时期负有盛名的新闻记者还有刘少少、徐彬彬、林白水、胡政之、张季鸾等人。

刘少少(1870-1929)，原名鼒和，字少珊，湖南善化人。青年时代就学于岳麓书院，1905年留学日本，曾协助杨度创办《中国新报》。1909年回国任北京《国日报》编辑，开始用笔名少少”(取“少年中国之少年”之意)撰写政论鼓吹立宪，在新闻界崭露头角。武昌起义后回湖南，任《湖南新报》和《公言》杂志编辑。北京《亚细亚日报》初创时曾被聘为主笔，但1915年上海《亚细亚日报》聘他为主笔则被他拒绝，因而遭通缉。1918年后受聘为北京大学讲师，研究老庄哲学。刘少少一生在政治上倾向保守，然其为文独辟蹊径，庄谐杂出，时有新意，为一部分旧知识分子所欣赏，有报界“怪杰”之称。

徐彬彬(1888-1961)，名凌霄，笔名彬彬、凌霄汉阁主，江苏宜兴人。伯父徐致靖、堂兄徐仁铸都是戊戌时期著名的维新派官员。受他们影响，徐彬彬在政治上认同改良，与立宪派、共和党关系密切。1916年起，继黄远生之后任上海《时报》和《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长期为两报撰写北京通讯。他长于文学，娴于经史，熟悉历史掌故，故所写通讯，文笔优美而又富于情趣。他对京剧颇有研究，所撰剧评多有创见。30年代起长期担任天津《大公报》副刊主编，在《凌霄随笔》《凌霄汉笔记》等栏目连载文史短文，介绍我国文物、典章制度和历史掌故，如数家珍，与黄远生、刘少少一道被誉为“民初三大名记者”。

林白水(1876-1926)，名獬，字少泉，笔名白水、白话道人等，福州人。少有文名，曾中举。1901年任《杭州白话报》主笔，1902年赴上海，加入中国教育会，参与创办《童子世界》，并为《苏报》撰稿。“苏报案”后走避日本，旋回沪创办《中国白话报》。1906年再度赴日留学，专攻法律和新闻，是我国最早学新闻的留学生之一。辛亥革命后，任福建法制局局长，投身共和党，被选为国会议员，人京后又受聘为袁世凯总统府秘书。1915年，他参与筹安会活动，并发表过鼓吹帝制的文章。袁垮台后他于1916年9月创办《公言报》，充当安福系的喉舌。1921年，《公言报》被直系车阀捣因，又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不久改名为《社会日报》)，面向市民群众，注重社会新闻，反映民众疾苦，颇受欢理。1926年，因所刊时评激怒奉系军阀，被枪杀。林白水写的新闻和评论，挥洒自如，辛辣尖刻,“好议个人长短，或揭人隐事”,故积怨于军阀。他的文章通俗浅显，常能“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于政局”，颇能吸引读者。

胡政之(1889-1949)，名霖，四川成都人。1907年自费留学日本、回国后应聘任上海《大共和报》翻译、编辑、主笔。1915年任该报驻京特派记者，以消息快捷受到报界关注。1916年，安福系财阀王郅隆接办天津《大公报》，胡政之受聘为该报经理兼总编辑，曾亲自采访段祺瑞“马厂誓师”等重大新闻，蜚声于时。1918年欧战结束后，他以《大公报》记者身份采访巴黎和会，是采访该会唯一的中国记者。后在上海组织国闻通讯社，在天津任新记公司《大公报》经理兼总编辑，成为报界名人。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笔名一苇、榆民等，陕西榆林人。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任《夏声》杂志编辑，开始走上“言论救国”的道路。1910年任上海《民立报》记者。1913年受命北上创办北京《民立报》，最先在报纸上披露袁世凯政府与六国银行团签订的“善后大借款”合同全文，引起轩然大波，张因此被捕，系狱3月。出狱后回上海主持《大共和日报》国际版，后又任《民信日报》总编辑，积极进行反袁宣传。袁死后，任上海《新闻报》驻京特派记者和政学系机关报《中华新报》总编。1918年，因揭露段祺瑞政府卖国的消息再次入狱。张季鸾在新闻界享有盛名是在他担任了新记《大公报》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之后，但在辛亥革命前夕和民国初期已崭露头角，有了一定的影响。

四、新闻业务的转变

这一时期，新闻业务的转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闻报道的加强，二是报纸副刊的发展。新闻报道的加强是中国新闻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与当时报刊政论滞后以及形势的要求紧密相连的。报刊的政论传统，是从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到梁启超创办《时务报》的25年间形成的。戊戌变法前后，报刊以政论为主，消息通讯少且多为外报译文，到二次革命前，一般报刊仍设有社论、社评、论说、时评等栏目，有的日报几乎每版都有评论文章，1913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华民报》《民权报》《民国新闻》都以反袁态度坚决、政论文章激烈闻名海内外。为声讨袁世凯，《中华民报)同时发表8篇社论，创一天一份报纸发表社论篇数的最高纪录。二次革命失败后，由于袁世凯、段祺瑞施行高压政策，报人的革命意志衰退,报刊政论内容跌之深度、思想水平低下，因此报纸政论的发展陷入低谷。但是由于世界大战的爆发，国内外的形势多变，受众的新闻欲增长，适应这种需要，报纸上的新闻报道普遍加强。

首先，军政消息在报纸中的比重增大，电讯在版面中占主要地位，每遇重大军政事件，《申报》《时报》等许多报纸往往整版整版地刊载电讯，多的三五十条，少的一二十条，重要的电讯还使用大号黑体字刊出，并在字旁标以黄豆大的黑点或圆圈，以求醒目。由于电讯数量增多，编辑在处理时往往根据其来源或对象不同，分成专电、外电、通电、公电等名目,其中“本报专电”时效高，最受欢迎、北京、天津、武汉、广州等地发生的事件，第二天至多第三天在上海的报纸上就能看到，如袁世凯死后的第二天，上海《民国日报》就刊出了“袁世凯一命呜呼”的“本报专电”。除了电讯，其他消息也受到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民族工商业有较大的发展，受此影响，许多报纸加强了商情和经济新闻报道。

其次，新闻通讯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和欢迎。当时，纪实性、解释性、评述性等有关时事政治方面的新闻通讯空前繁盛，云谲波诡的国内时局，请张为幻的列强动态，特别是各派政治势力幕前幕后的活动斗争等都被报道出来，黄远生、邵飘萍的许多通讯往往采用第一人称写法，夹叙夹议，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娓娓道来，由于翔实生动，通俗易懂，因此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再次、报社加强了采写力量。为了搞好新闻报道、报社设立采访部、《申报》《新闻报》《时报》还不惜重金聘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为北京特约通讯员。他们全部留过学，有良好的中学、西学基础和极强的采写能力、他们广交社会各界名流，往往能采写到胜家重大新闻，在他们的影响下、新闻和通讯备受人们的重视，记者的地位也有所提高。

这一时期，我国报纸日益重视国际新闻报道，刊载的外电明显增多。如1917年11月10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第三天，北京《晨钟报》、上海《民国日报》等报纸就以大字标题报道了这个消息。为了加强国际新闻报道、个别大报还派出特派记者赴国外采访。前面说到1918年胡政之就以天津《大公报》驻外记者的身价赴欧采访巴黎和会，他是采访该会的唯一的中国记者。

副刊的发展表现在当时报纸普遍设立副刊栏目或辟有固定版面，专门刊载杂文、随笔、小说、诗歌、戏曲、如《申报》的“自由谈”、《新闻报》的“快活林”、《时报》的“余兴”等专栏专版。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曾以文艺形式宣传民主革命、改变了副刊的纯消闲性质，但是辛亥革命后我国处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低潮时期，副刊的革命色彩明显减弱，消闲性作品重新上升为主流，并迅速变成了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天下。

鸳鸯蝴蝶派的策源地是上海《民权报》副刊，主要发表一要言情小说，有影响的作者有徐枕亚、王钝根、范烟桥、周瘦鹃等,他们的作品语言华丽，卿卿我我，缠绵悱恻，哀怨动人、虽然有的后的消闲文学。也讽刺了袁世凯，但并没有革命精神，总的来看，它已成了茶余饭但是袁世凯死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报刊副刊情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当时一些爱国的革命志士仁人开始对世界大势和中国的命运前途进行深人思考，同时关注新知识新思潮的青年逐渐增多，于是少数报纸的副刊自觉地开始了介绍学术观点、讨论思想问题、传播新的文化知识等方面的工作，如上海的《民国和报》于1916年6月16日取消了原来专登消闲文字的副刊《民国闲话》和《民国小说》，而改为知识性的副刊《觉悟》，由总经理邵力子主编,陈望道协助。《觉悟》上发表的文章提倡新思想，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制度，宣传妇女解放，主张男女平等，号召青年起来同封建思想封建制度进行斗争。特别是邵力子的文章还宣传马列主义，反对军阀割据，鼓吹人民起来革命。《时事新报》也在1918年3月4日创办了由改良派人物张东荪主编的《学灯》，《学灯》的宗旨是:“关于学术及社会问题之提倡，评论思潮，研究讲坛，从谭名著，译述新文艺，学术界消息及讨论通讯诸门，藉以革新思想、促进文化。”①实际上它是介绍资产阶级学术文化，具有反封建的意义。虽然《觉悟》《学灯》这类副刊为数不多，但已开始崭露头角，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成为五四时期在传播新文化方面颇有影响的报纸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