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歌寄平生 第7章 无人来

没有人来。

这是陆峥珩在阵地上蹲守到第三天时，脑子里只剩下的一句话。

三和穗的高地已经被炮火犁了不知多少遍，土翻了一层又一层，翻出来的不是新土，是旧土混着碎布、断骨和生锈的弹片。太阳升起来了，灰蒙蒙的，像一颗煮过头的蛋黄，吊在天上，有气无力地照着这片什么都没有了的土地。什么都没有了。树没了，房子没了，庄稼没了，连鸟都不从这里飞了。只剩下人，和还没死透的人。

陆峥珩靠在那块被炸掉半截的石头上，石头上有一道焦黑的痕迹，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咬了一口。他的左腿肿得比昨天更厉害了，裤管绷得紧紧的，皮肤底下泛着一种不正常的紫红色，像是熟过了头的李子，碰一下就要烂。他已经站不起来了，不是不想站，是腿不答应。赵副官走后的第二天，他试着站起来过，手撑着石头，咬着牙，一点一点地把身体的重量往那条好腿上挪，刚站直了一半，眼前就黑了，耳朵里嗡嗡地响，整个人像被人从背后推了一把，又坐了回去。从那以后他就没有再试过。不是放弃了，是学会了算账。站起来的力气，够他开三枪。他宁愿把这力气留着，等日本人上来的时候，再开那三枪。

身边的弟兄不多了。他不用数，用眼睛一扫就知道还剩几个。左边五步远的地方趴着二班的刘大柱，河北人，三十一岁，光棍一条，家里没人了，打仗之前唯一的牵挂是他养的那条黄狗，托付给了隔壁村的寡妇，不知道那寡妇还记不记得这件事。右边十步远的地方缩着三班的小山东，大名赵山河，十九岁，脸上的青春痘还没消干净，下巴上冒了一颗又红又肿的大痘，他没事就去抠，抠得血糊糊的，像脸上开了第二个嘴巴。更远一点的地方，还有七八个人，有的靠着战壕壁半躺着，有的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不是死了，是在省力气。活着的人都知道，力气不能随便花了，花一分少一分，少一分就少开一枪，少开一枪就可能少杀一个鬼子，少杀一个鬼子就可能多死一个弟兄。这笔账，每个人都在心里算，算来算去，都算不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答案。

水壶早就空了。昨天下午，刘大柱把自己水壶里最后一口水递过来，陆峥珩没要，刘大柱也没收回去，就那么举着，举了半天，见陆峥珩不接，自己仰头喝了一小口，把剩下的倒在一块破布上，敷在陆峥珩发烫的额头上。那块破布现在是陆峥珩身上最值钱的东西，比枪值钱，比子弹值钱，比怀里那方已经看不出颜色的手帕值钱。没有它，他可能已经烧成傻子了。

粮食也没了。昨天吃的是最后半块饼子，分成九份，每人指甲盖那么大一点，塞进嘴里还没尝出味道就咽下去了。小山东吃完之后舔了舔手指，舔了三遍，把手指上那点盐味都舔干净了，然后把手伸进口袋里摸了摸，摸出几粒不知道什么时候掉进去的饼渣，小心翼翼地倒进嘴里，闭上眼嚼了很久。嚼完之后他说了一句：“我想吃我妈做的饺子。”没有人接话。不是不想接，是接了之后，每个人都开始想。刘大柱想吃他养的黄狗，当然不是吃狗肉，是想那条狗还在的时候，每次他回家，狗都会摇着尾巴扑上来，把两只前爪搭在他膝盖上，舌头舔他的手。有人想吃家里的热乎饭，有人想吃村口老陈家卖的糖葫芦，有人说他想吃西瓜，凉丝丝甜滋滋的那种，一刀切下去，咔嚓一声，红瓤黑籽。说着说着就没人再说了，因为越说越饿，越饿越想，越想越回不去。

陆峥珩想的是什么呢？他想的是广德楼后巷那棵老槐树底下的风。不是风凉快，是风里有槐花的味道，淡淡的甜，混着胡同里谁家做饭的炊烟。他还想那杯温过的黄酒，沈听澜端起来抿一口，喉结上下动一下，然后放下杯子，拿起眉笔，对着铜镜，不紧不慢地画。那人画画的时候，眉心微微蹙着，像一朵还没开全的花，被人轻轻捏了一下，花瓣皱了一点，但还是好看的，比开了还好看。

他把这些念头压下去，像压一个弹簧，按得越深，弹起来的时候越疼。但现在不是疼的时候，现在是活着的时候，活着不能疼，疼了就分心，分心了就开不了枪，开不了枪就活不下去。

赵副官还没有回来。

这是陆峥珩心里最不敢想的一件事。赵副官走的那天夜里，他跟自己说过，不要等，不要指望，不要把活着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可他还是等了。从天黑等到天亮，从天亮等到天黑，等到太阳又升起来了，等到太阳又落下去了，等到他数不清过了几个天黑天亮，赵副官还是没回来。他把赵副官可能遇到的情况都想了一遍：被日本人抓住了，死在路上了，迷路了，找到友军但友军不肯来，找到友军但友军已经被打散了，找到友军还在路上正往这边赶……每一种可能他都在脑子里过了无数遍，过到最后，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记错了，赵副官到底有没有走，还是他已经死在那个夜里了，这一切都是他烧糊涂了做的一个梦？

他伸手摸了摸身边的地面。赵副官那晚坐过的地方，还有一些干涸的血迹，不是他的，是赵副官的。血迹还在，人不在。所以不是梦。

日头又偏西了。三和穗的阵地被夕阳染成了一种浑浊的橘红色，像一杯兑了太多水的血，稀薄地摊在那里，什么都淹不没，什么都洗不干净。远处的日军阵地安静了一整天，这比炮火连天还让人心慌。陆峥珩知道，他们在等。等他们这边彻底断了粮、断了水、断了最后一颗子弹，然后轻轻松松地走上来，像捡麦穗一样，把还活着的人一个一个地捡走。他不怕被捡走。他怕的是，在被捡走之前，他还没有杀掉足够多的鬼子。这条命，他打算卖得贵一点。一个鬼子不够本，两个鬼子刚刚够，三个鬼子赚一个。他要赚。

北平城像一口被人从上面盖住了锅盖的大锅，锅底的水快要烧干了，锅里的鱼张着嘴，一口一口地喘，却吸不进多少气。

日军封锁的第三天，城里的物价已经翻了三番。昨天还是一块钱一斤的棒子面，今天涨到了三块五，明天不知道要涨到多少。粮店门口排着长队，从天不亮就开始排，排到日头西斜，轮到了，粮店掌柜把门板一上，冲外头喊一声“卖完了”，排了一天队的人站在原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说话，各自拎着空面口袋往回走。走回去的路上，有人蹲在墙角哭了一场，哭完了站起来，抹抹眼泪，去下一家粮店排队。没有人抱怨，抱怨有什么用呢？抱怨不能当饭吃，不能当水喝，不能让日本人撤兵，不能让物价降下来。北平人早就学会了不抱怨，学会了把所有的苦咽进肚子里，咽不下去的就兑着眼泪往下吞，吞完了，该干嘛干嘛。

大栅栏的铺子关了大半。卖布的、卖鞋的、卖茶叶的、卖点心的，能走的都走了，没走的也不敢开门。不是怕日本人，日本人的兵还没进城，但谁都知道，迟早会来。来之前，能跑的都跑了，剩下的要么是跑不动的，要么是不想跑的，要么是像沈听澜这样，跑出去了也不知道去哪里的。他家不在北平，他是在北平唱红的，根扎在这里，拔出来就死了。唱戏的跟别的行当不一样，戏班子可以挪，角儿不能随便挪。角儿离了捧他的观众，就像鱼离了水，不是在别处活不了，是活不好。活得不好，不如不活。

广德楼已经三天没开戏了。

不是不想开，是没人来。头一天还坐了个三成，第二天就剩了一成，到了第三天，连拉胡琴的老魏都请了假，说是家里老娘病了，出不了门。刘叔站在戏园子门口，把那块“今日演出”的水牌子擦了又写，写了又擦，最后干脆不写了，把水牌子翻过去，背面朝外，白花花一片，一个字都没有。那块白牌子挂了三天，像一面投降的旗，又像一块没人认领的白布，在风里晃来晃去，晃得人心烦。

沈听澜每天还是来后台。不来能去哪呢？回租住的房子也是一个人，在那间只有四面墙和一张床的小屋里坐着，比坐在后台还难受。后台至少有铜镜，有眉笔，有胭脂，有那些陪了他好几年的行头，摸着它们，他还能觉得自己是个唱戏的。不摸，他怕自己忘了。

今天他对着铜镜坐了一整天。没有上妆，没有贴片子，没有包头，就那么素着一张脸，坐在镜前，看着镜子里那个眉目清俊却满脸倦意的年轻人。镜台上那两枚耳环还并排躺着，从第5章躺到了第6章，从第6章躺到了第7章，没人动过。他伸手拿起一枚，对着光看了看，翠蓝的点翠在暗淡的光线里发不出什么光泽，像一只收拢了翅膀的蝴蝶，死了，但颜色还在。他把耳环放回去，拿起眉笔，在空气中画了一下，又放下了。没有戏可唱，画眉给谁看呢？

他想到了苏辞月。不知道那个女人现在在做什么，是在长安大戏院的后台坐着，还是在自己的宅子里待着，是不是也像他一样，对着一面镜子，手里捏着一盒快用完的胭脂，打开了，合上，合上了，又打开。

长安大戏院也关门了。比广德楼关得还早一天。苏辞月没有走，她还在北平，住在离戏院不远的一处小宅子里，带着一个老妈子一个琴师一个梳头的师傅，四个人守着一座空荡荡的院子，等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开锣的那一天。昨天有人看见她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素白色的旗袍，头发随便挽着，没有化妆，脸上干干净净的，像一个普通人家的媳妇。她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街上的行人，看见一个老太太拎着半袋棒子面，走几步歇一歇，走几步歇一歇，就转身回了屋，再没出来。不知道是看不下去了，还是想起了什么。

前门外的巷子里，卖烤白薯的老崔头还在出摊。他的摊子小，一辆破推车，一个铁皮桶改的炉子，几块烧红了的炭，上面搁着十几个大大小小的白薯，烤得外皮焦黑，掰开来金黄流蜜，烫得人两只手倒来倒去，一边吹气一边吃。以前他的摊子前总是围满了人，学生、伙计、拉车的、逛大街的，人手一个白薯，边走边吃，吃得满嘴黑。现在他的摊子前冷冷清清的，偶尔过去一两个人，看一眼，问一句“多少钱”，老崔头报了价，那人扭头就走了，连价都不还。不是不想吃，是吃不起。白薯还是那个白薯，价钱已经不是那个价钱了。老崔头也不降价，不是心黑，是他的本钱也涨了，炭涨了，白薯涨了，连拉白薯的驴车都涨了。他不涨价，他就亏本。亏了本，他就活不了。他活不了，谁还在前门外卖烤白薯呢？

老崔头蹲在摊子后面，抽着旱烟，看着街上稀稀拉拉的行人，嘴里嘟囔了一句：“这世道，连白薯都没人吃了。”烟雾从他嘴里吐出来，散在风里，像一声没人听见的叹息。

沈听澜从广德楼出来的时候，天快黑了。他沿着前门大街往南走，走过卖烤白薯的老崔头，老崔头喊了他一声：“沈老板，来一个？不要你钱。”沈听澜摇了摇头，笑了笑，走了。老崔头看着他的背影，叹了口气，把炉子里最后一个白薯夹出来，用草纸包了，放在摊子角上，用一块棉布盖上，等着不知道还会不会来的客人。那个白薯凉了又热，热了又凉，反反复复了好几回，最后被老崔头自己吃了。他蹲在推车后面，掰开那个白薯，咬了一口，嚼了很久，咽下去的时候，眼眶忽然红了。不是白薯不好吃，是这街上太安静了。安静得像一座死城。

沈听澜走到了老槐树下。那棵老槐树还在，树皮还是那么粗糙，叶子还是那么密，风一吹，哗啦哗啦地响，像有人在低声说话。他伸手摸了摸树干，摸到了一根绳子——是他上回挂平安扣的那根。平安扣还在，垂在树枝上，绿莹莹的，在昏暗的光线里发着微弱的、像猫眼睛一样的光。风吹过来，它转了一下，转过去，又转回来，反反复复的，像一个人不知道该往哪边走的犹豫。

他伸手把平安扣取下来，握在手心里。翠玉凉丝丝的，贴着掌心的皮肤，像一小块永远不会化掉的冰。他不知道陆峥珩现在在哪里，是活着还是死了，是受伤了还是好好的，是还守着那个阵地还是已经退下来了。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这枚平安扣，在他手里挂了这么多天，那个人还是没有来取。

他把平安扣重新挂回去，退后两步，抬头看着它。它在风里轻轻地晃着，一下，一下，又一下。像是在说：我还在等。又像是在说：他还在。

他不知道的是，在他抬头看着平安扣的那一刻，卢沟桥那边，陆峥珩也正抬头看着天。天上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有厚厚的云层，黑压压地压下来，像是要塌了一样。陆峥珩靠着石头，手按在胸口那方手帕上，手帕已经烂得快不行了，边角都碎了，只剩中间那一小块勉强还能看出是白色的。他没有丢，也舍不得丢。这是那个人留给他的唯一一样东西，丢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夜风从东南方向吹过来，带着一股焦糊味，和一丝若有若无的、不知道是不是幻觉的甜。陆峥珩闭上眼，把那方快烂了的手帕贴在鼻尖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什么味道都没有。

手帕上的梅花香早就被汗水和血水泡没了，被硝烟和尘土盖住了，什么都没剩下。但他还是闻到了。不是用手帕闻到的，是用脑子闻到的，用心闻到的。他还记得那个味道，淡淡的，清清冽冽的，像冬天里第一场雪落在梅花上，雪化了，梅花的香就渗进了雪水里，喝一口，凉丝丝的，从喉咙一直凉到心里。

他把手帕重新叠好，塞回胸口的口袋里，拍了拍，像是跟它说：别怕，还在。

阵地上又安静了下来。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走动，连呻吟声都没有了。不是伤好了，是伤太重了，疼到一定程度，人就不会叫了，只会轻轻地喘气，像风箱漏了风，嘶嘶的，细得像一根头发丝。

远处传来一声猫头鹰的叫声，咕——咕——一声接一声的，像是在叫魂。刘大柱骂了一句：“别叫了，再叫老子把你打下来吃了。”猫头鹰不听他的，继续叫，叫到第三声的时候，远处忽然传来了一声枪响。不是朝猫头鹰开的，是朝别处开的。枪声过后，一切又归于沉寂。

猫头鹰不叫了。

北平城里，老槐树上的平安扣还在转。

三和穗的阵地上，陆峥珩还在等。

没有人来。今天没有，明天呢？后天呢？谁也不知道。

夜，深得没有尽头。

陆峥珩靠着那块被炸掉半截的石头，手按在胸口的口袋上，那方快烂了的手帕隔着军装、隔着绷带、隔着皮肉，贴着他的心跳。他的眼睛闭着，但没有睡着。他在数自己的心跳，一下，两下，三下——每一下都证明他还活着，每一下都离天亮近了一寸。他不知道天亮之后会发生什么，不知道浅野宗一的炮弹会不会把他连人带石头一起掀上天，不知道赵副官还能不能回来，不知道那枚挂在老槐树上的平安扣还会在风里转多久。他只知道，此刻他还活着，心跳还在，手帕还在，胸口那一点微弱的温热还在。

三和穗的高地上，那截断了半截的刺刀还插在土里。刀身上的光早就灭了，但它没有倒，就那么斜斜地戳着，像一个不肯跪下的残废，用最后一条腿撑着身体，守着这一片被血浇透了的土地。夜风吹过来，刀柄上挂着的什么东西晃了一下——不知是谁系上去的一根红布条，已经被硝烟熏得发黑了，但还剩下一线暗红色，像一条干涸了但还没有断流的血痕。

北平城里，老槐树上的平安扣还在转。风大一点，它就转得快些，风小一点，它就转得慢些，但从来没有停过。像一个不肯死心的人，在原地等着一个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这条路的人。沈听澜已经回去了，他的窗户还亮着灯，灯光从窗纸里透出来，昏黄的，小小的，像一颗悬在黑暗中的、随时都会被风吹灭的烛火。他就坐在那盏灯底下，没有睡，手里攥着那张写了又揉、揉了又写的纸条，纸上只有三个字——“陆峥珩”。他不知道这封信要寄到哪里去，不知道收件人还在不在，不知道这乱世里还有没有邮差愿意送这样一封地址不详的信。但他还是在写，写一遍，揉掉，再写一遍。

方敬之的杂货铺已经关了三天门了。门板从里面上了闩，窗户用黑布蒙上了，从外面看，像一间死透了、没人要了的破房子。可屋子里面还有活人。丁豆子坐在门槛上，脚上的伤还没好利索，但他已经把纱布拆了，试着在地上踩了踩，疼得龇了牙，但没叫出声。方敬之在柜台后面坐着，手里还是那本翻旧了的《古文观止》，但一个字都没看进去。他在等。等一个人，等一个消息，等一个不知道还会不会来的命令。发报机还埋在那棵枣树下，他知道不能再挖出来了，但他也清楚，如果延安再来电报，他还是会挖。哪怕知道会被日军的侦测车发现，哪怕知道这间铺子会被烧、这条巷子会被砸、他会被抓走枪毙，他还是会挖。不是不怕，是有比怕更重要的东西。

苏辞月在长安大戏院的后台坐了一整天。她今天没有化妆，没有穿戏服，穿着一件家常的蓝布褂子，头发用一根银簪子别着，坐在那面大镜子前，面前摊着一盒快用完的胭脂。她把盖子打开，合上，打开，合上，反反复复不知道多少回。最后她拿起一根没用过的眉笔，在镜子上写了一行字——“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写完她看了很久，用袖子把那行字擦掉了，但擦得不干净，镜子上还留着一道淡淡的墨痕，像一道没长好的疤。

天快亮了。东边的云层底下透出了一线灰白，不是光，是比黑暗稍微不那么黑一点的颜色。炮声又稀了，稀得像是也在打瞌睡。阵地上的活人们还活着，一个不少——少的那些已经不在了，不在的不算，活着的才算。陆峥珩睁开眼，看见刘大柱趴在地上，手里攥着枪，眼睛瞪着前方，一夜没合眼，眼白上全是血丝。小山东缩在战壕角落里，怀里抱着枪，嘴里含混地说着梦话，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但嘴角是往上弯的，大约是梦见了什么好事。

陆峥珩把手从胸口的口袋上拿开，撑着石头，慢慢地、一点一点地站起来。左腿还是疼，疼得像有人拿刀子在骨头缝里剜，但他站住了。他靠着石头，面朝东方，看着那一片正在慢慢变亮的天。天边的云层很厚，看不出太阳会从哪个方向出来，但他知道，太阳总会出来的。不管人愿不愿意，不管炮火停没停，不管这大地被炸成了什么样子，太阳都会照常升起。这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情的事，也是最仁慈的事。

远处传来了一声鸡叫。不是猫头鹰，是公鸡，不知道是从哪个还没被炸平的村子里传过来的，声音又尖又亮，像一把刀子划破了黎明前最后一层黑布。那声鸡叫之后，阵地上有人动了一下，有人咳嗽了一声，有人慢慢地坐起来，揉着眼睛，像是刚从一场很长的梦里醒来。其实谁都没有睡着，只是闭着眼，假装自己还在梦里，梦里有热乎饭，有干净的水，有没被炸过的房子，有还活着的人。

陆峥珩从怀里摸出那方手帕，展开来，看了一眼。它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边角碎成了絮，中间的梅花只剩下几根模糊的丝线，像一幅被水泡了太久的画，什么都看不清了。但他还是把它举到眼前，对着那一线正在变亮的光，看了很久。然后他慢慢地、小心地，把它叠成了一个很小的方块，塞回了胸口的口袋里。这一次他没有按，只是轻轻拍了拍，像拍一个孩子的头。

东边的云层裂开了一道缝，一线金光从缝隙里挤出来，落在了三和穗的高地上，落在那截断了半截的刺刀上，落在刀柄上那根被熏黑了的红布条上，落在那些倒伏的、再也站不起来的人身上，也落在那些还站着的、还在喘气的、还在等的人脸上。光很弱，很小，像一根快要燃尽的蜡烛，随时都会被风吹灭。但它还在。它就在那里，亮着，没有灭。

北平城里，老槐树上的平安扣忽然不转了。风停了。它静静地垂在那里，绿莹莹的，映着东方第一缕微弱的晨光，像一滴还没有落下来的泪。

沈听澜推开了窗。

方敬之打开了杂货铺的门。

苏辞月站在长安大戏院的台阶上。

丁豆子一瘸一拐地走出了巷子。

没有人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援军会不会来，炮火会不会停，和平会不会回来。但所有人都做了同一件事——他们把脸转向了东方，转向了那一线正在慢慢变亮的、微弱的光。

然后，天，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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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曰：

焦土埋骨三更冷，孤城悬月半空明。

一刃断锋犹立地，万民垂首尚吞声。

戏台烟锁长生殿，槐树风摇未了情。

莫问天明何处是，残星数点亦人行。

本文并未抄袭任何作者以七七事变卢沟桥事件改编部分内容人物虚构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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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无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