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歌寄平生 第17章 霜满地

那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冷。

才刚进十一月，北平城就被冻透了。护城河结了冰，冰面上裂开一道道白色的纹路，像老人手背上的皱纹，又像一张被揉皱了的纸，怎么都抹不平。城墙根底下堆着没化的雪，灰扑扑的，上面落了一层煤灰和尘土，像一块块发霉了的豆腐，软塌塌地瘫在那里，没人碰，没人看，也没人记得它们是什么时候落下来的。风从西伯利亚吹过来，裹着沙子和冰碴子，打在脸上像刀割，钻进骨头缝里像针扎。街上的人把棉袄裹得紧紧的，缩着脖子，弯着腰，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像一群被冻僵了的蚂蚁，动作慢得让人着急，但谁都快不起来——冷到一定程度，人就不是人了，是一截一截会动的木头。

城头上的太阳旗在寒风里猎猎作响，旗面的红心白底被冻得硬邦邦的，风一吹，不是飘，是拍，啪啪地拍着旗杆，像一只不耐烦的手在不停地敲桌子。旗杆底下站着一个日本兵，穿着土黄色的大衣，戴着耳帽子，步枪挎在肩上，两只手插在袖筒里，缩成一团，在原地不停地跺脚。他的脸被冻得发紫，鼻子尖红红的，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地往外冒，像一列跑不动的老火车，喘着粗气，随时都要熄火。他抬起头，看了一眼头顶那面旗子，骂了一句日本话，声音被风吞了大半，听不清骂的是什么，但那调子里带着一股说不清的烦躁和厌倦——他也不想在这里站着，他也想回家，回那个没有炮声、没有寒风、没有恨他的眼睛的日本老家。可他回不去。他们都回不去。

城里已经很少能看到年轻男人了。

能跑的跑了，不能跑的也被抓了。日本人三天两头地抓劳工，拉去修工事、挖战壕、扛炮弹，去了就回不来。有人说是被送到了东北，有人说是被送到了日本本土的煤矿里，有人说是被活活累死了，打死死了，饿死了，没人知道确切的消息，只知道人去了一拨又一拨，没见一个回来。街上走着的，多半是老人、女人和孩子，偶尔有个年轻男人经过，也是瘸着腿的、瞎了一只眼的、或者一看就是脑子不太灵光的——但凡是个好端端的年轻男人，都不敢在街上多走一步，怕被日本人的便衣盯上，怕被拉到城门楼子底下当靶子，怕再也回不了那个四面漏风的家。

粮价涨到了离谱的地步。一袋棒子面的价钱，在去年能买一头牛，在年初能买一匹布，在夏天能买半间房，到了冬天，连称都懒得上秤了——你出一口价，他开一口价，爱买不买，不买拉倒，下一个人还在后头等着呢。粮店门口的队排得更长了，从天不亮排到天大黑，排到了，也不一定能买到，买到了，也不一定是粮食——有时候是豆饼，有时候是花生壳磨的粉，有时候是一种灰黑色的、不知道用什么做的、吃完了拉不出屎的硬疙瘩。人们把那些东西拿回家，泡在水里泡一夜，泡软了，煮成糊糊，一人一碗，喝下去，肚子是饱了，身子是暖了，但心里是凉的——凉得透透的，凉得像这十一月的风，凉得像护城河里那层永远化不开的冰。

粥厂还在开着，但粥越来越稀了。稀到能照见人影，稀到一碗粥倒下去，碗底连一粒米都挂不住。一碗热汤灌下去，肚子鼓起来了，走两步，撒泡尿，又瘪了。孩子们饿得哇哇哭，大人们抱着孩子，蹲在粥厂门口，把碗里最后一口粥喂给孩子，自己舔碗边，碗边舔干净了舔碗底，碗底舔干净了舔手指，手指舔干净了，就没了。什么都没有了。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坐在粥厂门口的台阶上，怀里抱着一个瘦得皮包骨的婴孩，婴孩已经不哭了——不是不饿，是饿到没力气哭了。老太太低下头，用自己的嘴嚼碎了一小块窝头，嘴对嘴地喂给婴孩。婴孩的嘴微微张开，像一只刚出壳的雏鸟，本能地含住那口嚼烂了的窝头，一点一点地咽下去。咽完了，又张开嘴，老太太又喂一口，一口一口地喂，喂到窝头没了，婴孩的眼睛闭上了，不是死了，是睡着了。老太太抱着他，坐在寒风里，一动不动，像一尊泥塑的菩萨。她的脸上没有表情，眼里没有泪，嘴唇抿成一条线，抿得紧紧的，像一把合上了的剪刀。没有人知道她是谁，从哪里来，家里还有什么人。她就像这城墙上的一块砖，灰扑扑的，硬邦邦的，被风吹着，被雨打着，被太阳晒着，被雪盖着，裂了缝了，但还没碎。

方敬之的杂货铺在十一月中旬重新开了门。

不是他想开，是不得不开。关着门反而惹眼，日本人隔三差五地来敲门，问里面有没有人，问为什么不开门，问是不是藏了什么人。方敬之把门板一块一块地装回去，装得很慢，每一块都擦干净了再装，装完了退后两步看了看，端详了一下，像在欣赏一幅画。丁豆子站在他身后，穿着一件补了又补的棉袄，领口太大了，露出里面灰白色的旧棉絮，像一朵开败了的棉花，蔫头耷脑地挂在枝头。他把袖子卷了两道，露出两只瘦得像鸡爪一样的手，手指冻得通红，指甲缝里全是黑泥。

“方叔，”他小声说，“咱们还发报吗？”

方敬之没有回答，拿起鸡毛掸子，把柜台上的灰掸了掸。灰扬起来，在从门□□进来的光柱里飞舞着，像一群找不到家的、小小的、白色的飞虫。他掸得很仔细，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连那排酱缸的盖子上都掸了。掸完了，把鸡毛掸子靠在墙角，转过身，看着丁豆子。

“豆子，”他说，“你记住。从今天起，你是我外甥，从乡下来的，帮我打杂。有人问你话，你就说你是通州人，家里遭了灾，跑北平来投奔我的。”

丁豆子点了点头，没有问为什么。他不需要问。他已经不是那个蹲在琉璃厂路边、靠捡破烂填饱肚子的小叫花子了。他是方敬之的外甥，通州人，家里遭了灾，跑北平来投奔舅舅的。他把这几句话在心里默念了三遍，念完了，抬起头，冲方敬之笑了笑。那笑容很短，很淡，像冬天的阳光，好不容易从云缝里漏出来一丝，还没等人看清，又被云遮住了。

方敬之看着他，心里忽然一酸。他想说点什么，嘴唇动了动，又把话咽了回去。他转过身，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纸包，打开，里面是几块发硬的桂花糕，还是夏天的时候留的，糕面上长了一层淡淡的绿霉。他把霉点抠掉，把还算干净的几块放在碟子里，递给丁豆子。

“吃吧。”

丁豆子接过去，咬了一口，硬得像石头，硌得牙床生疼。他含在嘴里，用唾沫泡软了，一点一点地咽下去。桂花的香味还在，虽然淡了，虽然混着一股说不清的霉味，但它还在。他闭上眼，嚼着那块硬邦邦的桂花糕，忽然想起了一年前的中秋节。那时候老鞋匠还活着，买了两块桂花糕，一人一块，坐在门槛上吃。老鞋匠说：“豆子，你吃慢点，别噎着。”他说：“师父，你也吃。”老鞋匠笑了笑，把糕掰成两半，一半塞进嘴里，一半递给豆子。那不是桂花糕的味，那是有人惦记着的味。

丁豆子睁开眼，碟子里还剩两块桂花糕。他把碟子推到方敬之面前：“方叔，你也吃。”方敬之摇了摇头，伸手摸了摸他的头。那只手粗糙，干裂，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药渍和泥。但那手是暖的。在这座冰透了、冻僵了、快要死去的城市里，还有一只手是暖的。

他搬到了一处更偏的地方，离广德楼远了，离老槐树远了，离那个人的脚步声远了。新住处是一间没有窗户的耳房，白天也要点灯，灯是那种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火苗子绿豆大，昏黄黄的，照得墙上的影子忽大忽小，像鬼魅在跳舞。他把戏箱放在墙角，上面盖了一块灰布，灰布上落了一层薄灰，他懒得擦。不是不想唱了，是不敢看。看一眼，心就疼一下。疼多了，怕自己撑不住。

他把那方手帕和那枚平安扣从枕头底下拿出来，放在贴身的口袋里，左边口袋放手帕，右边口袋放平安扣，走路的时候，两样东西一左一右地晃着，隔着衣料，偶尔碰在一起，发出很轻很轻的声响，像两颗心跳。他低头走过大街小巷，走过那些贴满日文告示的墙壁，走过那些挂着太阳旗的门面，走过那些低着头、缩着肩、跟他一样沉默的人群。没有人认出他，没有人知道他就是当年广德楼那个唱《贵妃醉酒》的沈老板。他只是一个穿着灰布棉袍的、沉默的、低着头走路的年轻人，和这座城里千千万万个年轻人一样，活着，等，不知道在等什么。

夜来了。雪又下起来了，不大，细细密密的，像有人在天空撒盐。他站在窗前，推开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吹得煤油灯晃了晃。他伸出手，接了一片雪花，看着它在掌心化成一滴水。然后他关上窗，坐到床边，从口袋里摸出那方手帕，展开来，铺在膝盖上，低着头，看了很久。

他没有哭。

哭什么呢？那个人还活着，手帕还在，平安扣还在，心跳还在。只要这些东西还在，他就不是一个人。

他把手帕叠好，塞回口袋，吹灭了灯。

黑暗里，他闭着眼，听见雪落在屋顶上的声音，沙沙的，像有人在轻轻地走路。他不知道那个人此刻在哪里，是在南方的某个小镇养伤，是在北方的某个战场拼命，还是已经在某条河里、某座山下、某片荒原上，化成了泥土。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还在等。等雪停了，等天亮了，等那个人推开这扇门，说一句——

沈老板，我回来了。

诗曰：

雪落北平城，风传漏夜更。

一帕藏胸口，三更坐到明。

戏台封旧梦，槐树挂寒冰。

莫问归期远，春来草自青。

本文并未抄袭任何作者，以七七事变卢沟桥事件改编部分内容角色虚构

作者有话说

显示所有文的作话

第17章 霜满地